簡政放權具體解釋,簡政放權通俗易懂

宋 圭 武

解放以后，國家關于簡政放權的改革，大體經過了三個階段。

改革開放前，國家簡政放權改革的主要特點是：權力主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不斷劃分。1958年，國家為克服權力集中弊端，開始有計劃權力下放，1961年開始，為了整頓國民經濟混亂的局面，國家又開始有計劃收權。1966年3月，毛澤東再次提出了簡政放權的思想。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全國政治經濟局勢很快被搞亂，簡政放權改革不得不擱置起來。1970年，國家再次強調權力下放。1972年以后，國家又強調權力集中。

改革開放后，國家簡政放權改革的主要特點是：國家不斷完善宏觀管理權力，同時，國家也不斷激活微觀主體權力活力。1978 年，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微觀層面權力得到普遍提升。一是積極推行農村家庭承包制，激活農村經濟微觀主體活力。二是采取多種途徑進一步激活國有企業活力。三是大力發展非公經濟，提升非公經濟微觀主體活力。另外，國家在不斷放活或激活微觀主體權力的同時，也在不斷建立和完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一是不斷推進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將原來的財政包干制改造為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職權基礎上的分稅制，使財政稅收體制更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二是積極推進金融銀行體系改革。逐步建立起了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的金融組織體系，使金融市場逐步走向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局面。三是積極推進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四是不斷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等內容的多層次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在建立和完善宏觀管理體制方面的標志性事件是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出臺。在《決定》中，對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作了全面表述，并為以后的改革奠定了總基調。

十八屆三中全會國家在權力配置上，呈現新特點：主要是將經濟資源配置方面權力進一步放活，而將社會公共管理層面權力進一步收緊。

從上述簡政放權改革趨勢看，國家在權力配置方面總體在不斷合理化。但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在權力的收與放中，能否真正走出中國社會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在改革開放前，國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權力的不斷劃分中，存在一個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問題。改革開放后，國家在不斷激活微觀主體權力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亂象，比如環境破壞、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經濟過度擴張等問題就比較嚴重。為什么會總是出現這種情況，筆者認為，這里深層次原因與整個社會缺乏誠信有關。因為在社會缺乏誠信的基礎上，權力的收與放，都存在一個秩序如何進一步規范的問題。因為缺乏誠信，必然國民的規則意識就差。而社會沒有規則或缺乏規則，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也就不足為奇。

如何解決好這個問題，筆者認為，需要進一步加強國民的精神文明建設。從長遠看，國家要建設強大的物質文明，必須要有強大的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關系，學界有不同的觀點。筆者認為，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系中，精神文明應當具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從長遠看，是精神文明發展水平決定物質文明發展水平，而不是相反。

首先，我們不能將物質與意識的關系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系混同。物質是存在，而物質文明是存在水平，存在與存在水平是兩回事。物質與意識的關系，表達的是一種存在與另一種存在的關系；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系，表達的是一種存在水平與另一種存在水平的關系。在哲學上，唯物主義認為，是物質決定意識，這是表達物質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存在，但并非說物質的存在水平決定意識的存在水平。我們不能因為堅持物質決定意識的原則，就類推出物質文明決定精神文明的原則，這是不妥的。

其次，從存在水平看，有精神文明，人們工作認真，講道德，這對提高產品質量大有好處，也有利于促進技術進步，最終物質文明大廈就牢固。另外，有精神文明，也容易建立制度文明。因為有精神文明，人們就講秩序和理性。這有兩個方面的好處：一是容易建立有效率和更公正的制度體系；二是建立的制度也容易得到遵守和執行。而有制度文明，必然社會的交易成本就低，社會就整體有效率。所以，沒有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就只有物質而沒有文明，或者即使有物質文明，最終也是短期的，也不能持久。

再次，從各國發展實踐看，也是精神文明發展水平決定物質文明發展水平，而不是相反。一些國家發展快，背后其強大的支柱就是精神文明。比如，德國二戰后，一片廢墟，能很快崛起，力量就是德國人背后的民族精神。敬業、認真、守規則，這是德國強大的精神根基。二戰后，日本在一片廢墟中能很快崛起，靠的也是日本特有的一種民族精神。以色列也是如此，是猶太人的民族精神支撐了猶太人的榮耀。

另外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我們可以說，物質文明存在的形式對精神文明存在的形式有決定作用。比如，隨著科學技術的發達，精神文明的存在形式就采取了多媒體等許多新的形式。但存在形式并不是存在水平。我們說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主要是指物質文明的的存在水平或精神文明的存在水平，我們說精神文明決定物質文明，主要是指精神文明的存在水平決定物質文明的存在水平，而非其它含義。

建設精神文明，需要注重建設三個最重要的支點：誠信精神、理性精神和敬畏意識。誠信，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最基本的精神價值，是一切人文道德規范最基本的價值基礎。仁、義、禮、智、信，信是最基本的價值。仁、義、禮、智，沒有信做基礎，就是假仁，就是假義，就是虛禮，就是危智。理性，是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應保持的基本精神價值。理性精神，實質就是科學精神。科學對待自然，是人與自然之間保持和諧關系的最重要基礎。敬畏，是人與不確定世界關系應保持的一種基本精神價值。大千世界，人類所認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很多人類未知的東西。面對未知世界，保持敬畏實質也是一種理性，否則，人類就陷入自大盲目的境界，這也是十分危險的。

另外，精神文明寓于文化之中，要建設精神文明，也需要建設新文化。國家之間的競爭，實際也是文化之間的競爭。戴維·蘭思德在《國窮國富》一書中寫道：如果我們能夠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中學習，那么，我們知道，正是文化創造了所有的差異。

另外，建設精神文明， 需要建設更加公平的制度。社會發展，貧窮是一個問題，甚至有時也會成為一個大問題，但從長遠和全局看，比貧窮更大的問題，則是不公平。沒有公平，對社會造成的麻煩要大于貧窮本身所導致的麻煩。首先，從人性看，人類對公平的偏好是天然的。一系列的研究證明，人類具有公平偏好是一種普遍現象。其次，公平是產生良好道德的優質土壤。一個社會有公平，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就能得到合理報酬，這樣就會鼓勵更多的人對社會做出貢獻。反之，則反之。所以，公平是土壤，道德是花朵，土壤肥厚，花朵自然鮮艷，土壤貧瘠，花朵自然枯萎稀疏。

另外，建設精神文明，還需要注重兩個抓起。一個是從小孩抓起；一個是從小事抓起。從小孩抓起，就是要從小注重孩子的道德建設，要把道德教育放在比知識教育更重要的位置。從小事抓起，就是不僅要抓大案要案，對國民的小錯小過也要不放過，要嚴肅處理。

從長遠看，由于建設精神文明是一個長期任務，所以，中國的改革，必將是一個長期過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最終將是一個漸進過程，急躁冒進是萬萬要不得的。歷史實踐證明，急躁冒進不僅讓改革進程更慢，而且很可能導致改革出現方向性偏差，讓改革進入誤區，為以后的改革深化帶來更煩。

（作者：甘肅省委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

注：本文發表于《領導之友》201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