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現狀及趨勢(全球化的趨勢和遇到的問題)

為了度量和比較中國企業的全球化水平，探究中國企業的全球化發展路徑，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發了中國企業全球化評估體系，期望全面、客觀地反映中國企業全球化水平和發展趨勢。

第一財經研究院還結合數據分析與對標志性全球化企業案例的研究撰寫《跨越山海│2022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希望為中國企業未來的全球化發展提供借鑒，并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9月20日，《跨越山海│2022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全文正式發布。以下為報告第六章《中國企業全球化的國別風險分析》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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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財經研究院還對中國企業出海發展的重點地區，如北美、歐洲、東南亞等地區主要國家的近期發展現狀、投資機遇與風險狀況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希望能為出海企業提供直接的參考。

第一節 美國投資風險分析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美國的經濟競爭力、創新能力和開放性始終居世界領先地位，是最有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作為全球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體，美國經濟規模大、商機多、市場健全、法律制度完善，因此吸引了大量外國公司來美國投資。近年來，投資領域的商業行為逐漸成為美國政府和國會的重點審查對象，隨著中美關系降溫，中國企業赴美投資面臨的政策不確定性導致赴美投資的風險上升。根據《2021年在美中資企業年度商業調查報告》的數據，中國投資者首選的投資地仍然是美國，而投資的重點也已由信息和通信技術業轉移到了健康、制藥及生物科技、金融和商業服務等領域。

圖6-1：美國及其主要城市

來源：自然資源部

一、投資概況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經濟體，擁有良好的投資環境，這也使其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2021年，美國引進3230億美元外商投資，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第一。

（一）資源優勢

美國是世界上探明資源儲備量最豐富的國家之一。英國石油公司（BP）世界能源統計數據顯示，美國探明的石油儲備量為73億噸，煤炭2502億噸，天然氣419.8萬億立方英尺，分別占全球探明資源儲備量的3.5%，23.7%和6%。美國不僅是重要的能源生產者，也是能源消費大國，大約占據全球能源總消耗的20%。

（二）全球技術領先地位

美國企業在技術開發和創新方面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白宮于2022年確立了五大研發優先事項以確保美國在科技創新方面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五大優先領域分別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學、先進通信網絡（5G）、先進制造、生物科技。

（三）知識產權保護

全球其他國家的商業實體也熱衷于在美國開展研發活動，并將其科技創新進行商業化。美國擁有強大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有效的法律執行機制，為其他國家的技術研究和開發轉向商業應用提供支持。據統計，2020年美國專利局共發放了38.9萬個專利，其中高達55.7%的專利申請來自于其他國家。

（四）州和地方的外資優惠政策

長期以來，美國大多數州和地方政府普遍認為吸引外資有利于本地區經濟發展和增加就業。因此，不少地方政府都推出了各種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如稅收減免、完善基礎設施、提供特種服務等。

（五）法制健全，行業協會發展成熟

美國各個行業都有詳細的法律要求，同時，各行業協會的作用相當大，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決策。中國企業如能積極參與這些行業協會，了解這些協會的規章，對于保護自身利益、拓展市場、維護海外經營利益將發揮穩定的平臺依托作用。

在后疫情時代，基于完善的法律體系、穩定的政治環境、開放的金融市場、充足的人力資源、巨大的市場需求，美國是對全球企業極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

二、美國的投資環境

（一）政治與安全環境

1.政策不確定風險上升

出于政治考慮等因素，美國高度關注來自中國的投資并保持警惕。美國不斷對中國企業祭出制裁政策，反映出近期美國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鑒于美國對中國的投資政策前景變得越來越不明朗，預計未來中國公司在北美的直接投資前景可能呈現負面態勢，在美國投資的領域可能會收窄，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將持續遭遇阻礙，對北美企業的并購活動可能會持續低迷。

2.美國對外資審查日益“政治化”

過去，美國一直是在保護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明確支持外國直接投資。但近年來，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借口，推動對外國直接投資安全審查制度愈收愈緊。目前，美國正竭盡全力來增強CFIUS（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的審查權限，以便解決一些被視為“國家安全威脅”的問題，并以此來限制中國的高科技行業發展。預計未來美國會積極收緊外國直接投資，CFIUS審查將越發政治化。

（二）經濟環境

1.美國經濟增速放緩，通脹仍保持在較高水平

伴隨著經濟復蘇，美國物價高企的形勢仍然嚴峻，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仍保持在較高水平。通脹高企的原因涉及多個層面，其中之一就是在疫情暴發之初，美國大量發行貨幣，并采取寬松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另外，由于疫情導致的運輸瓶頸，疊加與中國的貿易摩擦等因素導致美國出現供應鏈問題。雖然美聯儲積極采取措施收緊貨幣政策，但高通脹率不可能立即降下來，仍將保持在相對高位。

2.美國就業市場迅速恢復

在經濟刺激計劃下，美國的就業市場快速恢復，失業率大幅下降。但就業復蘇并不均衡，對于那些受過本科以上教育和具有技能的人才來說，就業機會增多。但那些兼職的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就業還是很困難。

（三）營商環境

美國市場不僅體量大，而且具有相對穩定、可靠的特點。雖然其法規和合規環境、雇傭規則等不斷變化，但其對外國投資始終具有吸引力。

1.美國各州對外資審批的流程不盡相同

在美國，鑒于聯邦制下各州法律法規各不相同，導致開設企業的流程因所在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比如，懷俄明和內華達等州不征收州企業稅，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在此設立。

2.美國有一系列復雜的稅收制度

在美國，稅收體系由一套復雜的中央、州級和地方級稅收制度構成。事實上，美國在全國范圍內設有超過80000個不同的稅務管轄區，以嚴格執行稅收法規著稱的美國國家稅務局也是其中一環。

3.疫情下衍生出的相關法律

新冠疫情催生了一系列與員工密切相關的法律。比如，疫情下員工居家辦公衍生了一系列關于遠程辦公等法律和稅務的相關問題，包括人力資源政策、雇員/雇主的稅收等。

4.新的合規條例出臺

2021年1月1日，美國反腐敗條例——《企業透明法案》（CTA）作為國防授權法案最新內容，被正式立法。該法案要求企業向美國金融犯罪執法網絡局（FinCEN）提交實際所有者真實信息。這一新法律將有兩年的過渡期，未來違規者將會面臨巨額罰款。

（四）新的挑戰

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將成為影響對美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盡管中美兩國擁有大量的共同利益，但是由于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模糊性，使得中美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不穩定。因此，中國企業對北美的直接投資需保持審慎態度，對美國的投資領域可能會有所收縮，高科技行業的投資將持續受阻，對北美公司的并購活動也將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第二節 歐洲投資風險分析

中歐經貿領域合作基礎穩固，互補性強，潛力巨大。對中國來說，歐盟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是中國第二大出口市場、最大的進口商和第三大外資提供國，同樣，歐盟也將中國視為其首要的貿易伙伴，中國是歐盟最大的進口國和第二大出口市場。歐洲也是中國企業海外布局的重點區域，歐盟商會發布的《2022中國在歐洲聯盟的發展情況報告：共筑未來，攜手前行》顯示，截至2020年底，中國投資者在歐盟已成功開辦了2800家企業，涉及歐盟的27個成員國。目前，中國已位列歐盟的第九大投資來源國。然而，由于歐洲國家正進一步加強外資審查，導致近年來中國企業對歐投資并不穩定。

圖6-2：歐洲各國

來源：自然資源部

一、投資概況

數據顯示，中國是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即使是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中歐的商貿往來依然呈上升趨勢，足以展示出雙邊經貿合作的持久性和韌性。

然而，2021年5月20日，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決議，宣布“凍結”所有中歐投資協定的審批過程的討論，這不僅影響了協議的順利推進，也給中歐關系增添了不確定因素。但是，歐盟內部有聲音主張接觸而非對抗，這表明未來的中歐關系仍有積極的一面。對企業而言，靈活應對短期風險，把握中歐關系發展大勢，可能是應對當前復雜局勢的最佳辦法。

二、歐洲的投資環境

（一）政治與安全環境

1.歐洲多國政府換屆，政策處于調整之中

在歐洲，朔爾茨當選新一任德國總理。新政府需要帶領德國解決目前面臨的多個難題，應對后疫情時代的挑戰，任重而道遠。意大利、法國、瑞典、匈牙利、克羅地亞等國也迎來各種選舉。如何重振經濟，無疑成為每位候選人的當務之急。結果將影響未來一段時期的政治走向。各國新政府能否在多變的環境中維護政治穩定，將是經濟和社會從疫情中恢復的先決條件，其結果將很大程度上左右未來歐盟內部的博弈態勢。

2.歐盟內部存在嚴重分歧

歐盟內部在對外政策、安全政策以及對華關系等方面存在嚴重分歧。尤其是在俄烏沖突發生后，歐盟內部各成員國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對于美國制裁等政策的意見并不統一。例如，德國、匈牙利等歐盟成員國反對對俄實施更多制裁措施，認為應該繼續推動沖突雙方通過談判解決問題。與之相反的是，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堅定不移地跟隨美國的步伐，認為歐盟應該對俄采取更多強硬的制裁措施。并非每一個國家都愿意跟隨美國對俄實施制裁，由此導致歐洲內部分裂嚴重，很難就某一議題達成共識。

3.美俄博弈下復雜的歐洲東部安全形勢嚴重干擾歐洲安全穩定

烏克蘭危機進一步加劇了美俄之間的對立，美國加強在東歐的軍事部署，俄羅斯也采取強硬回應，俄羅斯與整個西方世界的關系現在處于高度緊張狀態，嚴重威脅歐洲安全穩定。美俄圍繞烏克蘭問題的激烈博弈，隨時可能激化難民問題以及歐盟周邊的動蕩局勢。

4.歐洲人的集體焦慮導致排外主義興起

2018年以來，全球的排外主義思潮異?；钴S，歐美等地呈現出不同程度的排外主義傾向。在經濟層面，歐洲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一些國家甚至以“經濟愛國”為口號，大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阻撓關鍵領域被外部企業投資。在社會層面，歐洲公眾的排外情緒日益強化。這些將導致歐洲的未來更趨保守，為中國企業投資歐洲帶來新的變數。

（二）經濟環境

1.受疫情影響，歐洲經濟復蘇依舊緩慢

歐盟國家面臨經濟發展壓力。為了刺激經濟，歐盟注入了高達數萬億歐元的資金，巨額財政刺激帶來的潛在風險隨之顯現，或將導致債務危機的再度爆發。同時，在新技術革命下，歐洲各國面臨經濟結構轉型的嚴峻考驗。如何在推動經濟擴張、降低財政風險的同時，實現經濟結構轉型、維護社會民生，實現經濟社會的持續進步，將成為歐洲國家未來幾年面臨的最大考驗。值得注意的是，俄烏局勢已經給面臨諸多挑戰的歐洲經濟“雪上加霜”。

2.歐洲經濟面臨滯脹風險

受俄烏沖突影響，歐元區內所有國家都出現了物價飛漲的情況，有些國家的通脹率曾高達兩位數。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日前公開表示，歐洲經濟正在經歷一段艱難時期，短時間內將遭遇更高的通脹和更低的增長率，且俄烏沖突“持續時間越長，給歐洲經濟造成的損失越大”。

3.企業生產面臨挑戰

能源、食品價格高漲，給歐盟各國帶來了巨大的進口成本壓力。隨著能源價格急劇攀升，許多歐洲企業不得不降低產量，甚至深陷倒閉危機。天然氣和電力等能源價格飆升下，政府為大批歐洲民眾提供能源補貼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以免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

4.增加軍費加劇財政壓力

針對俄烏沖突的現狀，德國突破性地大幅增加其國防預算，同意設立1000億歐元的國防專項基金，并且從2024年開始國防花銷將超過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波蘭宣告軍費支出的比例將由2%提高到3%，軍隊規模將從現有的12萬人擴大至25萬人。法國、意大利、荷蘭、羅馬尼亞等諸多歐盟成員國也紛紛宣稱要加大國防預算投入。這種趨勢顯示，目前在歐盟，確保安全已勝過對財政赤字飆升的擔憂。

（三）營商環境

1.準入壁壘抑制外資增長

歐盟各國加強對外資的審查，不僅增加了外資公司進入歐盟的困難，推高了投資成本，更削減了外國公司投資歐盟的信心。根據《2019/2020年歐盟營商環境報告》的數據，曾經受到歐盟外資審查的中國公司中，有48.8%曾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78.8%的公司認為歐盟的外資審查給公司造成了損失。

2.過度規制增加企業經營風險

近年來，歐盟發布了眾多與數據保護、標準制定、外資準入以及競爭有關的法案和規定，對外資企業經營進行限制和監督。有些規則甚至超越了政府對市場的干涉邊界，破壞了市場的常規運營，限制了企業的商業自主權，極大地增加了企業的合規成本。

3.簽證限制阻礙人員合理流動

對于歐洲的投資和經營者來說，簽證問題依然是主要難題之一。由于歐盟各國對工作簽證執行了嚴格的管控，導致人力資源無法得到有效的分配。受訪企業普遍反映，嚴格、繁瑣的簽證申辦手續提高了企業的資金和時間成本，而且對員工簽證的要求正在變得更加嚴格，拒簽的幾率增加。

4.法規繁復增加企業合規成本

歐盟及其成員國的法律非常復雜，導致企業需要付出巨大的時間和資金成本來達到合規要求。無論是開展綠地投資還是并購，都需要專業人士（包括金融、稅務、法律等方面）提供的服務。但有些法律法規之復雜，即使是國際知名的第三方專業服務機構也未必能夠妥善處理，有時政府、商業協會與服務機構甚至可能給出完全不同的解釋，不僅使企業無所適從，也增加了企業“不合規”的風險。

5.隱性歧視違反公平公正原則

“隱性歧視”已經成為外資企業難以逾越的“玻璃門”。雖然中國國有企業可以和其他外企一同投資歐盟，但是在審查過程中往往遭遇更加嚴格的監管，使國有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在執法過程中，監管機構可能對部分外資企業開展選擇性執法和提出額外的監管要求，增加企業經營成本。

（四）新的挑戰：歐洲對華營商環境出現退步

由于保護主義抬頭、市場準入難度增大以及歧視性執法等因素，歐盟的商業環境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倒退。尤其受地緣政治環境和中歐關系整體的影響，歐盟對華投資環境出現進一步惡化。歐盟加強對來自中國資金的安全審查，提高了企業赴歐投資的門檻。尤其是，在歐中資企業面臨的歧視性執法問題逐漸加劇。預計短期內，歐盟對華投資政策環境還會保持審慎。但長期來看，經貿合作空間依然巨大。

第三節 東南亞投資風險分析

東南亞國家眾多，處于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十字路口”，尤其是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戰略地位備受矚目。該地區也是“一帶一路”的必經之地，許多國家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大部分也與中國建立了高層次的伙伴關系。

在東南亞國家中，投資環境良好的有新加坡（2）、馬來西亞（12）、泰國（21）三國，文萊（66）、越南（70）、印度尼西亞（73）、菲律賓（95）的投資環境處于中等位置，柬埔寨（144）、老撾（154）、緬甸（165）的投資環境相對處于較低水平。

一、投資概況

近年來，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合作越來越深入。同時，在國家政策鼓勵以及資產配置國際化的促進下，投資東南亞已然成為一股投資熱潮。

（一）政策優勢

近年來，東南亞的營商環境得到顯著提升。東南亞主要國家推行一系列政策，旨在吸引外國投資。比如，越南推動《外國投資法》出臺；印度尼西亞不僅更新投資的負面清單，還采取了降低稅費的政策；馬來西亞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了直接和間接的稅務優惠；緬甸廢棄了過去只有本國企業才享有的商業稅法優惠政策；柬埔寨、菲律賓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也都在努力放寬投資領域限制，比如提升外商在投資中的股份比例等，作為引進外資的準備。在這些積極政策的促進下，東南亞主要國家的營商環境獲得了顯著提升。

（二）市場優勢

東南亞經濟發展迅速。疫情暴發前，柬埔寨和越南的GDP增速已高達7%，老撾、緬甸、菲律賓也超過6%。與此同時，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仍在東南亞大多數國家占據主導地位，以互聯網、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產業正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發展潛力大。

（三）成本優勢

東南亞的要素成本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全球資料庫網站（Numbeo）統計數據顯示，在被考察的95個國家中，越南、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和菲律賓的房價低于超過全球75%的國家。房屋租賃成本是企業對外投資選址的重要考量之一。

（四）人口紅利

東南亞人口不斷增加，特別是適齡勞動人口不斷增加。人口紅利優勢不僅為東南亞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還將帶動東南亞消費市場發展。但東南亞國家擁有高等教育資質的人口數量卻相對較低。其中，只有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四個國家的人民受教育水平相對較高。這意味著，雖然東南亞勞動力資源豐富，但高級人才短缺或將阻礙部分行業的發展。

（五）產業優勢

電子商務、信息科技以及金融是東南亞的投資熱點領域。數量多、用戶黏性高的網民使得東南亞互聯網發展潛力巨大。消費者和商家也在不斷加速推進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東南亞電子商務行業的快速發展成為全球投資者矚目的焦點，根據《2021年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2021年上半年，全球投資者向東南亞的科技公司投入115億美元，創歷史新高。這些資金大部分都流入了電子商務和數字金融服務這兩個領域。

二、東南亞的投資環境

（一）政治與安全環境

1.政局、外交關系不確定性高，優惠政策的落實情況有待觀察

現階段，東南亞各國政局相對穩定，但各國黨派林立。由于各個黨派在執政理念和政策方向各不相同，這些直接影響國家的政策選擇、經濟發展方向。

2.東南亞國家對中國存在“雙重心態”，地緣政治受域外大國掣肘

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實力懸殊，其對中國存在既合作又提防的糾結心態。東南亞國家與中國都保持著較為良好的外交關系，但由于部分國家與中國仍然存在領土爭端等問題，可能會影響中國跨國投資。此外，由于東南亞國家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其外交政策往往受到大國掣肘。

3.安全形勢向好，但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

受極端思想外溢、武裝分子回流的影響，2017年以來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都面臨恐怖主義威脅。國（IS）等海外恐怖組織在東南亞不斷滲透。東南亞域內外恐怖勢力相互交織并滋生新的恐怖活動，這成為東南亞恐怖主義新態勢的核心特征。菲律賓、泰國、印尼、緬甸的恐怖主義風險較高，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未來依然是該地區主要的安全隱患，給中國與東盟關系及中國國家安全帶來巨大的威脅。

（二）經濟環境

1.疫情下經濟結構的弊端集中顯現

新冠疫情下，東南亞國家經濟形勢格外被動。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為外向型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貿易和投資。由于疫情導致資本流動受限，股市大幅下跌，經濟增速下滑，使得一些國家陷入財政困難。另一方面，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支柱產業受到嚴重沖擊。由于疫情中的出境限制，使得許多國家的旅游業和酒店業都遭到重創。另外，一些服裝、電子和汽車等行業的企業被迫縮減產量，甚至停產，導致很多工人被解雇。

2.匯率波動較大，或將影響投資收益

國家間匯率波動將直接影響投資收益。由于疫情期間進出口貿易大受影響，部分東南亞國家通貨膨脹高企，導致匯率波動增大。如越南、緬甸的通貨膨脹率曾達到20%左右。需關注影響匯率波動的通脹和貿易等指標，警惕東南亞投資的匯率風險。

3.資本市場發展不完善，“退出難”成為投資阻礙

東南亞資本市場尚待完善，股權投資市場退出情況非常罕見。雖然對外資持股限制逐步減少，但多數國家資本市場發展相對落后。例如，文萊和東帝汶兩國沒有成立證券交易所，柬埔寨、緬甸的上市企業數量僅為個位數。資本市場機制不成熟帶來一定的流動性風險，投資人需提前規劃退出路徑。

（三）營商環境

1.東南亞國家的營商環境差異明顯

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營商環境排名，新加坡在全球190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第二，馬來西亞排在第十二位，泰國和中國表現相當，而文萊和越南表現良好，隨后為菲律賓、柬埔寨、老撾，緬甸列第165位。總體來看，東盟各國一直對外資保持開放的態度。

2.相對低廉的稅收成本

整體而言，東南亞的稅率比中國更低。為吸引海外投資進入，東盟國家多采取優惠的稅收措施吸引外國投資，比如中國在新加坡的公司個人所得稅率僅為17%。

3.一些國家相對寬松的外匯管制

東盟主要國家外匯管制都較為寬松。比如，新加坡對外匯進出一概不設限，允許自由兌換；菲律賓和柬埔寨都執行外匯自由化政策；印度尼西亞在外匯進出方面沒有進行管制，但需向中央銀行進行備案；泰國允許外匯流入，但對流出進行管制；越南實行外匯管制政策；馬來西亞外匯的流入流出需要提前獲得批準，與人民幣結算需借助美元作為橋梁。

4.東南亞各國對外商投資準入及監管的政策不一，需密切關注

東南亞各國外資管理機構明顯不同。如馬來西亞是由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負責外資管理，印尼是由投資協調委員會、財政部和能源部集體管理，越南外資投資監管是由計劃投資部承擔。另外，各國對于鼓勵和限制投資的行業也各不相同，如馬來西亞對金融、電信等行業投資設有限制，印尼限制外資對醫療和信息通信行業的投入。此外，部分東南亞國家法律體系相對不完善，政策制定不透明，且存在較為嚴重的腐敗問題。因此，投資優惠政策執行程度有待考察。

（四）新的挑戰：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活動面臨著來自西方的較大競爭壓力

全球主要國家政府通過與東南亞國家建立雙邊合作關系或者與東盟建立多邊合作機制，不斷增進與該區域的往來。而且，東南亞國家普遍歡迎外部力量參與加快解決本區域的重要事務，如基礎設施連通、氣候變化等問題。美國、日本與中國已經成為東南亞地區最為重要、活躍的外部力量。中日在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鐵路公開招標中的競爭彰顯了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活動面臨著較大競爭壓力。

第四節 南亞投資風險分析

南亞地區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至關重要的環節，是新時期深化對外開放的重要方向。該區域大多數國家是中國的傳統友好伙伴，巴基斯坦更是中國南亞政策的支柱，印度也是中國努力構建更加緊密關系的發展伙伴，并被置于重要的戰略位置，中國也非常重視與南亞其他國家的關系。從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估來看，印度的營商環境相對領先，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的營商環境相對落后。

一、投資概況

南亞國家在農業、紡織服裝業、旅游業和互聯網等產業具有優勢。隨著開采技術的日益進步，其豐富的礦產資源展現出投資潛力。

（一）資源優勢

南亞礦產資源較為豐富。南亞礦產資源大多分布于斯里蘭卡、印度和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擁有較為豐富的寶石資源；巴基斯坦的主要礦產為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印度的礦產資源有近100種，重晶石、滑石、褐煤、鉻鐵礦和鋅礦的產量均位居世界前列。

（二）產業優勢

農業是尼泊爾和斯里蘭卡最主要的產業，也是巴基斯坦經濟的生命線。尼泊爾最主要的作物是水稻；斯里蘭卡受熱帶海洋氣候影響，漁業和林業都比較發達；巴基斯坦農業和畜牧業較為發達，主要農作物有小麥、大米、玉米、棉花、甘蔗等，牛奶和牛羊肉也是其重要的農產品。

紡織業是巴基斯坦制造業中最為重要的行業，也是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的支柱產業。紡織服裝業是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的第一大出口創匯產業。

旅游業也是一些南亞國家的重點行業。由于地處喜馬拉雅山南麓，氣候宜人，尼泊爾吸引了大量徒步和登山旅游者。斯里蘭卡海島風光秀美，有“印度洋的眼淚”之稱，每年吸引著大批游客體驗海島旅游，并由此帶動了國內的酒店和餐飲業發展。

近年來，隨著美國與印度在電子信息與通信等領域的合作不斷加深，印度的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行業發展迅猛。根據Fastdata發布的《2019年印度互聯網發展趨勢報告》，印度已擁有全球數量第二多的互聯網公司，僅次于中國；此外，印度每年也會承接大量來自歐美國家的軟件設計和外包業務。

二、南亞的投資環境

（一）政治與安全環境

1.南亞地區政局不穩，國際投資活動面臨挑戰

南亞地區政治環境較為動蕩。一方面，雖然南亞國家建立了民主政治體系，國家內部的利益集團總試圖通過非正常政治手段來實現政治訴求和權力博弈。另一方面，南亞地區的民族結構復雜，出現政治宗教化現象，民族宗教矛盾經常導致部分國家政權更迭頻繁，政治穩定性欠佳，導致南亞國家很難形成有效決策，國際投資活動面臨行動障礙。

2.地區安全形勢復雜，恐怖主義仍是該地區面臨的突出問題

南亞的安全問題高度多樣化、碎片化，這是一個長期性問題。由于民族、語言、宗教復雜多樣，民族和宗教問題一直是該地區的痼疾。南亞地區是全球遭受恐怖主義威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分離主義、教派沖突和恐怖襲擊事件頻發，將給當地的中國項目帶來安全隱患。

（二）經濟環境

1.受疫情影響，南亞經濟處于“寒冬”之中

南亞在全球屬于低收入、欠發達地區。近年來，得益于制造業進步和基礎設施升級等諸多優勢，南亞地區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然而，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南亞國家經濟出現萎縮。尤其是尼泊爾、馬爾代夫、斯里蘭卡等高度依賴旅游業的國家更深受其苦。另一方面，俄烏局勢升級帶來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成本上升也加劇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困難，可以說，南亞國家經濟面臨著一定的挑戰。

2.基礎設施薄弱

由于受到建設資金短缺的限制，南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緩慢。公路和鐵路的運輸能力不足，航空基礎設施的建設相對滯后，海運能力相對較強。與此同時，由于電力接入率偏低且供電質量欠佳，該地區的電力供應仍面臨著較大缺口，經常出現斷電的情況?；A建設的薄弱和供電設施的不穩定性已然成為影響跨國公司投資南亞的一大阻礙。

（三）營商環境

1.南亞國家營商便利度存在差異

總體來看，南亞國家的營商環境便利度呈現出不均衡的特點。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印度（63）的營商環境便利度處于較高水平，巴基斯坦（108）、尼泊爾（94）和斯里蘭卡（99）處于中等水平，而孟加拉國（168）則較為落后。在南亞國家，開辦企業、辦理施工許可等方面相對簡便；但在產權登記、納稅、合同執行和辦理破產等環節效率較低。南亞地區一般行政審批制度繁瑣，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增加企業風險，加之制度性腐敗等因素導致政府政務服務能效低下。

2.南亞稅收體系和制度復雜

南亞國家的稅收制度復雜，稅收監管嚴格。巴基斯坦和印度實行三級稅務制度，其中巴基斯坦包括聯邦稅、省級稅和地方稅，而印度的稅收由聯邦、邦及地方政府負責，每級都有獨立的稅種。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和尼泊爾實行由財政部下屬國稅局負責征收各種稅賦的國家稅務制度。南亞各國稅收法律體系復雜且賦稅重，直接導致企業所承擔的經濟成本較高。

3.貿易關稅壁壘較高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

南亞地區長期保持著較高的貿易關稅，商務部的數據顯示，各國平均關稅水平在25%左右。在巴基斯坦，政府具有對進口貨物征收反傾銷稅和調解關稅的權限。除了對進口的商品征收基本關稅、附加關稅及教育稅外，印度政府還可以對進口商品征收反傾銷稅、反補貼稅和保障措施稅。在尼泊爾，進口稅占據較大份額，其目的在于提高政府財政收入和維護貿易公平。

4.南亞地區融資渠道尚不完善，具有融資成本相對較高的特點

南亞地區金融系統薄弱且金融發展失衡，導致該區域融資渠道較少，呈現出間接融資比重高、直接融資比重低的特點。銀行體系一家獨大，債券市場投資的渠道尚未完善，導致企業在南亞地區融資的渠道較為單一，基本局限于銀行借款和政府主導的投資。

（四）新的挑戰

1.疫情給南亞帶來嚴峻挑戰

疫情下，整個南亞地區都遭到沉重打擊。鑒于整個南亞地區總人口和貧困人口占全球的比例較高，疫情的影響也成倍放大到社會經濟的各個層面，復蘇之路道阻且長。特別是以旅游業為主的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和尼泊爾的經濟將繼續低迷?？萍纪顿Y仍是重點領域，但政治因素對行業增長構成阻礙，企業需要格外關注南亞各國的行政干預。

2.警惕南亞特別是巴基斯坦近來出現的專門針對中國人的恐怖襲擊

近年來，南亞特別是巴基斯坦的恐襲事件發生頻率大幅攀升，其中以中國公民或中國標志為目標的襲擊增多。自中巴經濟走廊啟動至今，早期完成項目的普惠性質尚未得到充分釋放，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當地的貧富分化，造成了一系列社會矛盾，部分地區的治安形勢嚴峻。中國企業和人員需要高度警惕當地的安全風險。

第五節 中東投資風險分析

中東國家一直都是中國在國際上的協作伙伴。數據顯示，經過多年互利友好的交往和合作，中國已經逐步成為中東各國的首要貿易對象。同時，中東各國也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近年來，中國已經與22個國家簽署了雙邊投資協定；并與其中15個國家進行了友好磋商，就進一步降低關稅壁壘事宜簽訂了雙邊協定；4個中東國家與中國簽訂了貨幣兌換協議。另外，為了進一步發展與中國的良好經貿合作關系，阿聯酋和卡塔爾在本國成立了人民幣清算中心。

但鑒于各國在政治體制、宗教文化、經濟水平和開放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中國在中東各國面臨的投資風險種類及風險程度也存在差異。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估的數據（括號后為排名），其中阿聯酋（16）、土耳其（33）、以色列（35）、巴林（43）、摩洛哥（53）和塞浦路斯（54）的投資環境較好，沙特（62）、阿曼（68）、約旦（75）、卡塔爾（77）、突尼斯（78）、科威特（83）、吉布提（112）、埃及（114）、巴勒斯坦（117）和伊朗（127）的投資環境為中等，黎巴嫩（143）、毛里塔尼亞（152）、阿爾及利亞（157）、蘇丹（171）、伊拉克（172）、敘利亞（176）、利比亞（186）、也門（187）和索馬里（190）的投資環境相對較差。

圖6-3：中東國家

來源：自然資源部

一、投資概況

中東地區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區域，中國一貫重視與中東國家的友好關系。中東地區擁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和人口紅利，是與中國互補共贏的重要伙伴。

（一）能源合作

中國進口原油中50%以上來自中東地區，中東始終是中國最重要的能源供應來源。國際能源署的研究顯示，目前中東多國正在積極進行能源轉型，預計到2030年，中東地區可再生能源（不含水力發電）總發電量將高達192吉瓦（GW），為當前水平的17倍，其中太陽能發電占比達42%以上，風能約占35%。中東地區將進入太陽能、風電的迅速增長時期。中國在風電和光伏發電領域擁有世界領先的技術，雙方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互利合作將共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并推動經濟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轉型。

（二）制造業領域合作

近年來，中東地區的石油、天然氣輸出國感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危機感，準備走多元化和工業化的道路，鼓勵本國制造業發展，吸引外國投資和合作。中國可以充分發揮在制造業方面的技術、人才、資金和經驗優勢，與中東各國開展全方位合作，支持中東各國的工業化轉型和產業體系建設，培育新的經貿合作增長點和中長期經濟增長動力。

（三）設施聯通領域合作

中國的基建公司將中東地區視為關鍵的工程項目承建市場，也是“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中東地區正在迅速發展其經濟，其中的重點包括推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項目，例如海灣協會統一電網工程、海灣鐵路網工程和新蘇伊士運河工程等。此外，中東國家在輸氣管道和運輸路線安全，以及跨境電力和輸電線路建設等方面具有大量需求，這為中國與中東國家提供了廣闊的合作空間。

二、中東的投資環境

（一）政治與安全環境

在中東，新冠疫情加重了民眾的生活壓力，經濟環境也進一步惡化，并且極端組織還乘機制造騷亂，這些都進一步增加了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

1.域外大國博弈加劇，地區局勢持續動蕩

近年來，美俄在中東事務上既合作又對抗的態勢，導致中東局勢不斷動蕩。特別是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國家的不安全感加劇，在美俄之間“兩面”，尋求自保。這不僅導致地區大國博弈加劇和熱點問題復雜化，也極大地惡化了地區安全形勢。

2.地區沖突頻繁

民族沖突、教派沖突、大國軍事干涉等問題使得中東地區沖突頻繁。近幾年來，敘利亞內戰、伊拉克危機、利比亞戰爭、也門內部沖突以及沙特空襲胡塞武裝、打擊“國”的反恐戰爭等地區沖突頻發，巴以沖突、庫爾德問題等傳統熱點問題的升溫和復雜化，都是中國在中東地區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必須面對的安全風險。

（二）經濟環境

1.疫情后，中東經濟逐步企穩向好

疫情后，中東多國經濟恢復速度加快。中東地區國家采取各類措施穩定經濟、保障民生，積極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取得了一定成效。近期，由于俄烏沖突等地緣政治的影響，國際油價大漲也為以石油出口為主導的中東國家的經濟復蘇提供了有力支撐。

2.基礎設施薄弱

中東地區基礎設施整體發展水平并不均衡，一些中東國家的人均公路密度、人均鐵路密度、人均電力消費以及通信網絡基礎設施等指標比照發展中國家還有一定差距。

3.債務水平居高不下

新冠疫情下，由于中東各國政府采取大規模舉債刺激經濟和支持金融穩定的措施，加重了中東地區政府的債務負擔，限制了政府的政策空間。

（三）營商環境

1.中東營商環境便利度水平分布不均

中東地區各國的營商環境水平參差不齊。由于大多數國家屬于君主專制政體國家，在這樣的國家往往僅憑一位皇室家族成員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項目的成敗。而且中東國家大都實行保人制度，即外資企業來本國投資，必須找一名本國公民作為保人。一個合格的公司保人對公司在當地經營發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將會大大減少項目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2.中東地區稅收體系和制度多樣

中東國家的稅收制度相對簡單，但稅負差異巨大。商務部的投資手冊顯示，阿聯酋企業稅率高達55%，對于石油、天然氣公司和外國銀行的子公司，稅率甚至可以超過60%。

3.商業成本較高

中東地區大多數物資設備都需要從國外進口，設備、物資的價格相比中國要高出很多，不少設備租賃市場具有明顯的賣方市場特征，特別是一些非常規的機械設備租金價格是中國的幾倍，辦公場地租金以及原材料的價格也較高。

4.法律體系多以教法為基礎

中東一些國家的法制體系以教法為基礎，以《古蘭經》和《圣訓》為最主要的法律基礎。教法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特別是在刑法、婚姻家庭法、商法、合同法等領域，國際慣例在此并不適用。

5.對外來務工人員管理嚴格，當地勞動效率低下

中東國家引進外籍勞工的周期較長，同時外籍勞工引進以后面臨一定的淘汰機制，此外還涉及工作時間確定、帶薪休假待遇等問題。由于當地勞動效率低下，人員管理水平也是參差不齊，可能會導致企業運營成本大大增加。

（四）新的挑戰

1.疫情導致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

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不確定性仍然是威脅經濟復蘇進程的主要風險之一。能源價格的飆升使得中東部分行業增長勢頭迅猛，但受國際經濟影響，中東多國去年以來本幣貶值、通貨膨脹壓力增加。

2.中東局勢緩和與緊張并存

美國的中東政策調整推升了中東局勢的不確定性。一方面，阿拉伯國家內部矛盾大大緩解，各國在謀求緩和緊張關系，維護自身安全。但以色列與伊朗之前的對抗進一步導致地區沖突的升級，進而影響中東地區的穩定。另一方面，糧食安全、氣候變化和水資源問題以及恐怖主義盛行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仍在威脅地區的穩定和發展。

第六節 非洲投資風險分析

非洲地大物博，國家眾多，資源豐富，市場廣闊，已經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中國已連續12年位居非洲最大貿易伙伴國地位，主導出口商品包括工程機械、日常日用品等，礦產資源和能源是中國進口的主要產品。商務部前副部長錢克明表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企業已經在非洲設立各類企業3500多家，其中超過70%為民營企業。我國在非直接投資存量為434億美元，已經躋身非洲第四大投資國。

目前，許多非洲國家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階段，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市場條例等尚有待完善，對于進軍非洲市場，中國企業需要擁有高度的風險防范意識?？傮w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估的數據（括號后為排名），毛里求斯（13）、盧旺達（38）、肯尼亞（56）、南非（84）、贊比亞（85）、博茨瓦納（87）、多哥（97）和塞舌爾（100）的投資環境較好，納米比亞（104）、馬拉維（109）、科特迪瓦（110）、烏干達（116）、加納（118）、萊索托（122）、塞內加爾（123）、尼日利亞（131）、尼日爾（132）、佛得角（137）、莫桑比克（138）、津巴布韋（140）、坦桑尼亞（141）、馬里（148）和貝寧（149）的投資環境為中等，布基納法索（151）、岡比亞（155）、幾內亞（156）、埃塞俄比亞（159）、科摩羅（160）、馬達加斯加（161）、塞拉利昂（163）、布隆迪（166）、喀麥?。?67）、加蓬（189）、圣多美與普林西比（170）、幾內亞比紹（174）、利比里亞（175）、安哥拉（177）、赤道幾內亞（178）、剛果（布）（180）、乍得（182）、剛果（金）（183）、中非共和國（184）、南蘇丹（185）和厄立特里亞（189）的投資環境較差。

圖6-4：非洲國家

來源：自然資源部

一、投資概況

2000年以來，隨著政治局勢逐步穩定，非洲大陸的投資環境明顯改善。鑒于非洲的市場潛力巨大，商業環境逐步改善，以及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全球投資者把注意力集中在非洲，非洲在未來的全球產業鏈轉移中開始扮演重要角色。當前階段，中國的投資主要分布在諸如采礦、建筑、制造、電力等行業，重點投資的國家有南非、剛果（金）、贊比亞、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和安哥拉等。

（一）具有經濟活力和發展潛力

近年來，非洲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雖然經濟基礎仍然薄弱，但具備巨大的發展潛力。整體上，西非因其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金屬礦產資源，吸引的外資流入占比最高。鑒于東非在能源儲備、農業和旅游業的潛力，外來投資保持了穩定性。此外，相關國家也在積極改善營商環境，例如簡化投資流程和加強法制化等。然而，南非和中非由于近年的政治波動，投資的風險大增，外資流入正在減少。

（二）中、非兩地的產業互補

近年來，中國對非洲國家投資的多元化格局日漸顯現。從投資領域來看，傳統的金融商貿、常規能源、科技投資將得到進一步強化，高端制造、醫療醫藥、數字經濟、航空產業、通信、服務等領域的投資合作也不斷涌現；另外，從投資主體來看，對非投資的中國企業中七成是民營企業。

二、非洲的投資環境

中國企業進入非洲投資的情況比想象的要復雜，除了一些顯而易見的風險外，尚有不少難以預測的制約因素。從某種角度來說，投資環境成為制約中國企業進入非洲大陸的“瓶頸”，同時也是進入后“水土不服”的原因。

（一）政治與安全環境

非洲地區仍然是世界上最不穩定的地區之一，戰爭和內斗頻繁爆發，宗教紛爭屢見不鮮，恐怖主義盛行。戰爭或內亂風險是跨國企業對非投資時不可忽視的因素。

1.軍事政變有回潮趨勢

新冠疫情使得非洲一些國家經濟衰退，社會矛盾激化，軍人及勢力抬頭，導致2021年以來非洲多國發生軍事政變，馬里、乍得、尼日爾、蘇丹等國均發生軍事政變或軍人干政。

2.國內沖突與騷亂頻發

多年來，一些非洲國家內部大小規模的戰爭和沖突不斷。比如，宗教和民族矛盾曾導致尼日利亞內亂頻發，常有反叛軍與政府軍對峙的情況出現；埃塞俄比亞國內的軍事沖突久拖不決。近年來，貧困、不平等、失業等一系列社會經濟頑疾，以及新冠疫情帶來的新問題導致南非發生了大規模的騷亂。

3.恐襲活動多點激增，海盜問題凸顯

受疫情持續發酵影響，非洲安全形勢進一步復雜化，各類非傳統安全挑戰相互疊加，氣候災難、糧食危機不斷加劇，恐怖主義、海盜襲擊依然猖獗。例如，莫桑比克北部現已成為極端組織“國”的據點之一，西非的幾內亞灣水域、亞丁灣的索馬里近海海域仍然是非洲乃至全世界風險較高的海域。

4.國家之間存在爭端

邊界和領土爭端問題在非洲表現最為突出，絕大多數非洲國家都與鄰國存在不同規模和程度的糾紛。比如，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就是因雙方經濟利益發生沖突而導致戰爭的。近來，埃塞俄比亞、埃及和蘇丹三國圍繞尼羅河“水權”問題的斗爭不斷升級也受到廣泛關注。

（二）經濟環境

1.經濟緩慢復蘇

受疫情影響，非洲經濟艱難復蘇，經濟增長緩慢且極具脆弱性。非洲54個國家經濟增長呈現分化態勢，“低增長、高債務、欠發展”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特征。尤其是非洲債務規模攀升，且被政治議題化，破壞了非洲的融資環境。然而，非洲數字經濟在逆境中的加速發展和非洲大陸自貿區建設的啟動，將為非洲經濟增長持續釋放內生動力。

2.基礎設施薄弱

非洲地區基礎設施整體發展水平不均衡，特別是撒哈拉以南國家在人均公路密度、人均鐵路密度、人均電力消費以及通信網絡基礎設施等指標方面比照發展中國家還有較大的差距。

3.債務風險呈上升趨勢

2022年全球流動性緊縮力度明顯加大，全球債務風險整體居高不下，非洲地區新興市場的債務風險呈現升高態勢，中國企業對非洲投資可能面臨較大的債務風險。中國在非的重點投資和借貸國中，如安哥拉、乍得、加納、馬拉維等都存在著嚴重的債務問題。國家債務水平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外資投資風險大小。

（三）營商環境

1.非洲國家營商環境便利度分布不均

整體來看，非洲大陸的投資環境和特點大致可分為兩類。非洲西北部地區經濟發展良好，市場規模較大，投資環境相對較好；且緊鄰歐洲市場，有利于出口業務發展；銀行體系運行效率較高；經濟自由化程度高。撒哈拉以南地區經濟情況較為嚴峻，投資環境相對較差，且存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問題，一些國家更是政局動蕩，地方法庭裁決經濟和財政糾紛時往往存在獨斷專行的情況。

2.行政機構效率低下

國家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仍在部分非洲國家盛行，政府人員在辦理相關業務時經常不按規定流程操作，甚至索要小費。另一方面，各級司法部門缺乏有效監督，導致各級司法機構效能低下，經常出現案件久拖不決的現象。

3.商業成本較高

眾多非洲國家基礎設施相對落后，企業生產所需的原材料以及配套設施嚴重短缺，對非投資的中國企業如果對此認識不足，后期在本地采購和國際物流等環節可能會付出高額費用，將大幅度提高企業的投資成本。

4.須格外注意非洲的法律風險

企業在非洲投資還需要特別注意法律風險。首先是環境法律風險。受西方殖民影響，自獨立以來，非洲國家不斷吸收西方環境保護法規經驗，其環境保護法律日趨嚴格。鑒于中國在非洲投資主要集中于建筑、采礦、制造業三大領域，且這些行業對環境影響較大，因此，在非投資的中國企業務必高度重視投資面臨的潛在法律風險。

其次，是勞動相關的法律風險。在非洲，中國企業收購、并購后經常面臨高級工人短缺和違法用工的問題。此外，中國企業如果傾向于用管理國內員工的方法管理非洲勞工，容易成為當地勞工投訴的對象。

再次，是外匯匯款的法律風險。中國企業將資本金、利潤等匯回本國時經常遭遇外匯管理限制。比如，埃塞俄比亞就是采取外匯匯出管制的非洲國家之一，由于埃塞俄比亞外匯極端緊缺，該國政府至今仍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整個金融業也未對外資開放，這一問題短期內難以得到解決。

（四）新的挑戰：俄烏沖突加劇非洲地區糧食危機

非洲長期面臨糧食供不應求以及糧食來源對外依賴度較高等諸多問題。近年來，由于地區沖突升級、極端氣候頻發、疫情持續沖擊以及俄烏緊張局勢等因素影響，大部分非洲國家正面臨著糧食短缺問題，進而加劇非洲國家的政治和社會不穩定。

（本文題圖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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