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上海被開辟為通商口岸。自此，上海迅速崛起成為中國最大的都市，成為舉世聞名的多功能中心城市。

今年正值上海開埠180周年。中國城市史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上海江南書院院長熊月之12日對記者表示，中國社會在鴉片戰(zhàn)爭以前，本身就存在對外通商的實際需求；五口通商之初，上海行政地位，遠不如廣州、福州那么高，但上海地方官考慮問題更接地氣、更接商氣。“這也是上海開埠以后華洋關系、官商關系相對和諧的原因所在。”這位學者指出。

記者當日獲悉，由教育部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籌)、上海江南書院等共同主辦“上海開埠180周年——《講好上海故事》”系列活動，希望展現(xiàn)上海最鮮明的品格：開放、創(chuàng)新、包容，以提升城市軟實力。《講好上海故事》系列活動第一講在張江科學城黨群服務中心開講，熊月之講述了“上海開埠初期的難事、趣事與意外事”。

熊月之表示，1843年以后到1864年的二十來年間，上海實際上有過兩次開放：第一次開放，即開埠通商，設立租界；第二次開放，即1853年以后租界向華人開放，華洋混處。第一次開放，決定了上海與外部世界特別是歐美世界的聯(lián)系，第二次開放，決定了上海城市內部的結構，奠定了上海在整個中國的特別地位。

這位學者指出，前一次開放，上海地方政府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前提下，平實地履行國際條約，通過華洋分處、分設海關、劃定租界、避免沖突等方式，平緩地度過了因開埠帶來的沖擊，在被動中有主動，營造了較為寬松的營商環(huán)境，也順應了江南地區(qū)投身國際貿易的內在需求。當租界成為華洋混處的共同空間后，國際、國內多種因素錯綜復雜作用的結果導致中外利益共同體的形成。熊月之認為：“這是寓居在上海的外國人，與寓居在上海的江南人，講究實際的智慧結晶。這是一種自發(fā)的社會秩序。也可以說，這是當時寓居在上海的中外商人的智慧結晶。”

1853年，上海對英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已經超過廣州，躍居全國第一。到19世紀50年代末期，在中外經濟、政治、文化聯(lián)系方面，上海在“五口”中已處于遙遙領先位置。五口通商，為何上海獨盛？對此，多年研究城市歷史的熊月之認為，綜合而言，這與地方民情風俗、文化傳統(tǒng)，地方官處理事務的眼光與能力，都有關系。就營商環(huán)境而言，上海最為卓越。上海開埠以后，外商很快就來到上海，并自行租地。

這位學者解釋，當時，上海道臺宮慕久在處理涉外事務時，努力營造中外和諧的氛圍。他在上海嚴禁民眾稱外國人“鬼子”，同時果斷處理突發(fā)事件。上海開埠后不到一個星期，發(fā)生過一件事：有兩個中國兒童被洋人鳥槍射傷，肇事者逃逸，不知蹤影。宮慕久照會英國首任駐上海領事巴福爾，要求嚴肅處理。與此同時，除了賠償重傷者，巴福爾制訂了“鳥槍管理條例”，對打獵的具體地點、打獵申請手續(xù)、打獵監(jiān)督等，做出詳細規(guī)定。

上海開埠以后，也發(fā)生過一些現(xiàn)在看來的趣事。“最早抵達當時上海縣城的外國人，都是英國人，他們身材高大，皮膚白皙，高鼻、深目、卷發(fā)，與中國人相貌頗為不同。開埠以后的上海本地人，第一反應是好奇、圍觀。最初幾天，有大批的居民，男女老幼都有，川流不息地走進外國人所住的房子參觀。上海人商業(yè)頭腦向來發(fā)達。見有那么多人喜歡圍觀西洋人，有人就明白這是個商業(yè)機會，于是動了賺錢腦筋：賣票，有償參觀。”熊月之指出，“對于這則史料，不少人曾表示懷疑，但是，后來看了外國人的通信，特別是他們寫的筆記，這才得到證實，確有其事。不光在上海城里是有償參觀，在鄉(xiāng)下，也是一樣。”

據(jù)悉，中國自宋代以后，江浙一帶、閩粵一帶，便涌動著廣泛的對外貿易需求，從絲綢、茶葉到陶瓷等，寧波、泉州、廣州等地，都曾是遠東重要的國際貿易基地。熊月之告訴記者，在上海正式開辟為通商口岸以前，已有中國商人向上海道臺提出申請，要求開設商號，從事對外貿易。中國商人在開埠初期的對外貿易中，作用非同一般。在英國商人還沒有立穩(wěn)腳跟之前，張新賢等一批中國商人，已經捷足先登，率先來到上海，設立商號，積極投身中外貿易。這表明中國社會本身存在對外通商的實際需求。

外國人如何看待上海人與廣東人的不同特點？熊月之說，在外國人看來，上海人和廣東人，不但口語像兩種歐洲語言那樣地各不相同，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廣東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溫文爾雅。他援引美國歷史學家丹涅特關于上海對于美國人的吸引力的評論：“上海，作為一個外國社會來說，是一切從新做起，沒有廣州那些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上海呼吸到比較自由的空氣，在這種環(huán)境下，生活各方面都比較安適。對于美國人而言，這個地方似乎特別稱心如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