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廳中的褐釉剔刻花四系扁壺在西夏瓷器中最具民族特色，造型或從游牧民族盛水的皮囊壺演變而來，非常適合在馬背或駝背上攜帶。據寧夏博物館館長王效軍介紹，此件扁壺的剔刻花工藝受中原窯系影響頗深，體現了當時中原與西北地區制瓷業的交流。

　　“靈芝頌”漢文殘碑是西夏陵區7號陵東碑亭出土的漢文殘碑中最大的一塊，字體剛勁有力，有柳體之風，碑文內容為詩歌《靈芝頌》。黨項政權建立后，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出現了許多類同于漢族文化的文學藝術作品。據文獻記載，大德五年(1139年)，西夏崇宗乾順親自作《靈芝頌》。但詩歌全文已不見記載，這塊殘碑的發現為相關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再如綠釉迦陵頻伽、紅陶迦陵頻伽，人首鳥身，神態安詳。“迦陵頻伽”為梵語音譯，意譯為“妙音鳥”等。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迦陵頻伽紋飾出現在北魏石刻上；唐代佛教興盛，迦陵頻伽紋飾的使用也日益廣泛。西夏迦陵頻伽形象延續唐代傳統，作為建筑構件出現在考古發現中屬首次。

　　王效軍告訴中新社記者，從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西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普遍繼承、效仿中原文化，同時不斷推進與周邊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為中華文化多元一體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