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政治供給曲線_高中政治供給需求曲線
（本文配圖為賈康先生攝影作品）
沿著傳統理論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考察微觀經濟學，不難發現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的一大缺陷是不區分總量、平均量與邊際量，但其后在經歷所謂“邊際革命”后，古典經濟學步入引進“邊際”分析的新古典階段。然而，盡管如此，這種新分析方法主要研究勞動時間與其他生產要素或產品和中間產品等的數量在邊際上增減的收益和成本，仍沿襲市場資源配置思路而與原分析框架相比并無本質創新，因而可將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合并看待視為“舊框架”。舊框架對分工與專業化這一重要分支重視不夠，或說其研究框架不能夠解決與專業化經濟和經濟組織模式相關的問題，而“新框架”或稱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以楊小凱等的研究成果為代表，則設計了能深化分析分工與專業化的模式。
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該模式被創始人認為可與“哥白尼與開普勒對天文學的貢獻”相比肩，從而強調其之于傳統經濟學的顛覆性，且“新框架”也確實擺脫供求雙方的傳統分析而轉求同一經濟主體的分析視角，但其實質上仍可被認為是形成了對傳統理論經濟學微觀部分的重要補充。與此同時，我們發現，在經濟學的創新發展中，雖然一個是從微觀層面發起的研究（即指“新框架”）、一個是從宏觀層面發起的研究（即指“新供給”），但是“新框架”得到的最優化分工標準，即在“提高專業化的經濟與減低交易成本之間做最優取舍”的核心主張，恰與“新供給”研究中力求在理論框架中廓清和打通的“物”與“人”視角聯通，或曰“新框架”實際上應可被定位為對傳統理論經濟學微觀部分供給側的創新，而“新供給”顯然應吸取這一積極成果納入其“集大成”的認識體系之中。我們堅信，這并不是巧合，而是經濟學沿時間軸不斷曲折式前進發展過程中回應經濟實踐訴求而勢必產生的理論努力的殊途同歸和螺旋式上升。本文首先從兩大理論框架的交匯對經濟實踐的解釋出發，論述兩個理論的聯通，并在此基礎上闡述“新框架”為“新供給”所追求的“集大成”理論框架與最大包容性所帶來的貢獻；接著在肯定“新框架”重要理論地位的前提下，論述其所忽略或無法解釋的兩個方面——對經濟周期成因認識的片面性以及無法解決“交換者間協調”問題，這恰又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基于分工與專業化視角的對“新供給”的需求；最后，我們總結了舊框架與新框架相結合的相對完整框架，并闡述了新框架啟發下對經濟轉軌的新認識。
一、回應經濟實踐訴求的新認識
本文所強調的新認識，至今并未系統化地出現在傳統理論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從微觀層面而言，傳統理論經濟學教科書中并未展開關于專業化與經濟組織關系的研究；從宏觀層面而言，傳統理論經濟學教科書中并未展開關于供給管理的研究。然而，“專業化與經濟組織”和“供給管理”的重要性，卻在經濟實踐中有切實體現并趨于更加顯著，很有必要擴展深化其認識并納入經濟學理論框架的認知體系。
（一）微觀起點：專業化與經濟組織視角的缺失
在傳統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下，以馬爾薩斯的均衡思想、瓦爾拉斯一般均衡、馬歇爾靜態均衡為核心的分析框架，建立在需求與供給關系的基礎上，并默認對微觀主體進行純生產者和純消費者的劃分，來研究如何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能夠實現經濟增長的最優化，而這種分析框架卻不能很好解釋分工及專業化視角下技術變革和新興經濟組織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以及經濟實踐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難以割裂，這成為專業化與經濟組織視角的研究被楊小凱等人注重而促使“新框架”產生的原因。
1. 傳統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簡述
以資源稀缺性和人之欲望無限性的基本矛盾為出發點，經濟學脫胎于最初對需求與供給的思考，并沿著從古典派到新古典派的脈絡發展。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最大的貢獻就是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而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最大的貢獻則是為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引入了邊際分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均衡理論框架，沿其脈絡，主要包括了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均衡思想、萊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generalequilibrium theory）以及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靜態均衡理論（thestatical theory of equilibrim）。
第一，馬爾薩斯的均衡思想（1820）。馬爾薩斯認為，“……一切交換價值取決于以這一商品易取那一商品的力量和愿望。由于采用了共同的價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用通常言語來說，社會就分成了買主和賣主兩個方面。可以給需求下的一個定義是，購買的力量和愿望的結合；而供給的定義是，商品的生產和賣出商品的意向的結合。在這種情況下，商品以貨幣計的相對價值，或其價格，就決定于對商品的相對需求和供給兩者的對比關系。這個規律似乎具有充分普遍性，大概在價格變動的每一個實例中，都可以從以前影響供求情況變動的原因中找到線索。”由此可見，在總結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經濟學思想的基礎上，馬爾薩斯對均衡的認識源自對需求和供給關系的邏輯推理，并不細致區分總量、平均量與邊際量。
第二，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1874）及發展。隨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微觀經濟學研究爆發了邊際革命，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正是建立在對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基礎之上，將古典經濟學樸素認識的需求和供給的關系發展至“交換理論、生產理論、資本形成理論和流通理論”。在需求和供給關系的基礎上，瓦爾拉斯認為“在既有的兩種商品下，要使有關這兩種商品的市場處于平衡狀態，或者要使兩種商品彼此互計的價格處于穩定狀態，其必要與充分條件是兩種商品的有效需求與有效供給須各相等，如果不存在這一均等，則為了達到平衡價格，有效需求大于有效供給的商品的價格必然要上升，有效供給大于有效需求的商品的價格必然要下降”，并在此基礎上討論了兩種商品互相交換問題的解法，即本著商品最大效用定理實際上引出了效用曲線，并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兩種商品的互相交換是一種活動，通過這種活動，兩種商品或兩種商品之一的一切持有者，都可以獲得他們欲望的盡可能大的滿足，其間必須遵守的條件是，在整個市場中兩種商品應按照完全相同的交換比率進行買賣”，即“現期價格或平衡價格等于稀少性的比率”。基于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微觀經濟學理論框架中產生了無差異曲線（等產量曲線）、邊際替代率（邊際技術替代率）、交換契約線（生產契約線）、效用可能性曲線（生產可能性曲線）、艾奇沃斯盒式曲線等一系列分析方法，加深了微觀經濟學對需求曲線、供給曲線及兩者均衡的研究。
第三，馬歇爾的靜態均衡理論（1890）。同在邊際效用理論的基礎上，馬歇爾則以某一商品的價格軌跡提出并繪制了需求曲線（以產量為橫軸、價格為縱軸，一般為一條向下傾斜的曲線）和供給曲線（以產量為橫軸、價格為縱軸，一般為一條向上攀升的曲線），并認為若將兩條曲線繪制在一起，“當需求價格等于供給價格時，產量沒有增加或者減少的趨勢，處于均衡狀態……單位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數量可以稱為均衡數量，其售價可以成為均衡價格……如有任何意外事件導致生產規模偏離均衡位置，則會立即出現某些作用力使它趨于回到均衡位置”。
2. 微觀層面的經濟實踐：專業化與經濟組織視角的起因
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形成對均衡的認識，反映了試圖通過市場機制最優化配置資源，從而達到最優化市場均衡結果的追求。然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傳統微觀經濟學發展框架有兩大缺陷而難逃詬病：第一，始終圍繞著需求和供給兩者的關系，而未注意到專業化與經濟組織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第二，始終遵循純生產和純消費的兩分，表現就是從一般均衡理論到靜態均衡理論，都有商品市場、要素市場乃至更多的對市場的劃分，回到經濟實踐，不難發現其總是帶有如下特點：第一，除了需求和供給兩者及互動關系的影響以外，專業技術水平與經濟組織形式也切實影響著微觀經濟的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專業技術的顛覆性變化以及以股份制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組織形式的革命性變化；第二，對于微觀市場主體而言，一般很少屬于純生產者或者純消費者，而多同時以生產者和消費者雙重身份出現。如上所述，微觀經濟學理論框架中的缺陷以及經濟實踐的訴求，實際上構成了專業與經濟化視角的起因。
（二）宏觀起點：供給管理視角的缺失
傳統宏觀經濟學遵循傳統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構建了以總需求和總供給為均衡分析核心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側重于“需求管理”的政策研究。而從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后的調控實踐來看，決定性意義的宏觀調控手段卻顯然屬于“供給管理”，而這種調控手段的認識分析并未曾出現在宏觀經濟教科書中，表現出宏觀經濟學的理論缺陷，并且這種理論欠缺視角具有與微觀層面欠缺視角指向的一致性。
1. 傳統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簡述
對應于傳統微觀經濟學以需求和供給兩者關系為核心的分析框架，傳統宏觀經濟學也通過首先定義總供給與總需求，繪制并研究了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以及兩者可解釋的宏觀經濟發展均衡理論。與微觀經濟學相比，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顯然更為發散，但其根植于微觀經濟學的特點非常明顯：第一，核心分析框架實質上是微觀層面需求和供給模型的總量拓展；第二，在宏觀調控上，基于微觀層面對需求的研究側重，而更加注重宏觀的需求管理；第三，在研究經濟增長中忽略了經濟組織與制度的作用，后雖通過制度經濟學得到了補充，但是并未納入較成熟的宏觀經濟增長理論框架中。
2. 宏觀層面的經濟實踐：供給管理視角的起因
宏觀經濟學體系的缺陷在經濟實踐中表現出與微觀層面缺陷指向的一致性。以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為例，美國人拋開前面若干年所一再標榜的“華盛頓共識”式由市場自發解決結構問題、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轉而采用實實在在的“供給管理”手段，如在選擇性地不救“雷曼”之后出手救助“兩房”、“花旗”、“通用”，明確推行“油頁巖革命”、“新能源汽車”等政策傾斜舉措等。“供給管理”是與經濟學理論框架中的“需求管理”相對應的概念，后者強調需求角度實施擴張或收縮的宏觀調控，而前者則側重于討論使總供給發生變化的機制中更多樣化的政府作為，并特別注重與政府產業政策等相關聯的結構優化，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宏觀調控。關于這種供給管理的展開討論從未出現在傳統宏觀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卻切切實實地為經濟主體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選擇的優化路徑與調節機制，相關宏觀層面的理論缺陷與來自宏觀經濟實踐的經驗實際上構成了供給管理視角的起因。
二、“新框架”與“新供給”：理論視角的聯通
以上從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對經濟學理論缺失的分析，結合經濟實踐的啟示，引發了對專業化與經濟組織（即“新框架”）以及供給管理（即“新供給”）的新認識，且兩層面缺失視角的指向具有一致性。我們認為，這種一致性并非偶然，而是合乎邏輯地體現了“新框架”與“新供給”兩大創新努力在關注視角上的聯通，此聯通不但以“新框架”對“新供給”包容性下的拓展貢獻，幫助我們加深了對“新供給”的認識，而且是以微觀和宏觀的聯通考察，構成對傳統理論經濟學的發展創新。
（一）“新框架”：專業化與經濟組織視角的簡述
1. 專業化經濟
專業化經濟是指生產率變化與行為人的產出范圍變化之間的關系。按照楊小凱的邏輯：產出與投入之間的關系就是技術，技術的最重要標志是生產率；大多數生產都具有規模報酬遞增效應，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隨著企業運作規模的擴大而提高，而這種生產率的提高與專業化水平之間的關系在傳統微觀經濟學中并未得到解答。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而“技術進步也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內生地出現”。專業化經濟試圖描述的正是生產率與專業化水平之間的關系，即技術與專業化水平之間的關系。
2. 經濟組織模式
如前所提及，大多數生產都具有規模報酬遞增效應，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隨著企業運作規模的擴大而提高，然而這種生產率的提高與企業內部組織之間的關系未在傳統微觀經濟學中得到解答。此外，資源稟賦約束等概念在傳統微觀經濟學中也被設定為與經濟組織無關，而實際上恰恰相反，兩者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可用資源多少或稟賦約束與人類社會掌握的知識有關，而人類掌握的知識又與經濟組織模式有關。通常分工越復雜，對于整個社會而言掌握的知識就越多，會直接影響經濟社會中相對資源結構和稟賦約束。由分工和專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的經濟組織模式，與交易費用又直接相關。
（二）“新供給”：“物”與“人”的視角的簡述
1. “物”的視角
所謂“物”，概念上必有別于“人”，但經濟學研究中凡涉及物，其展開分析也必是相關于“人與物”的關系，即“生產力”層面，由勞動對象、勞動工具而關聯和推及勞動者（人，或“人力資本”）。具體到現代經濟發展針對物的運用與加工的“技術”的層面，鄧小平的名言“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實指由人實現的科技創新供給對生產力三要素帶來的“乘數效應”。基于“物”和“技術”的研究告訴我們，由于存在后發優勢，欠發達后進經濟體可以追趕發達經濟體，并有可能通過“蛙跳”、技術擴散、“干中學”等方式方法，實現技術上的趕超乃至激發組織結構方面的趕超，從而實現經濟上的趕超。
2. “人”的視角
所謂“人”，必是指處于人類社會關系中的社會成員，經濟學視角考察人，實質上必是指“人與人”的關系，即“生產關系”層面，或具體到經濟發展而言，即如何組織經濟活動的形式與制度安排、利益分配。基于“人”的研究告訴我們，制度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供給因素，尤其是產權和交易成本的機制聯結狀況，直接影響某一經濟體的發展狀態。在制度變遷即制度安排的供給演變過程中，既會出現制度演變的滯后現象，又會存在制度潛力發揮的能動性空間。計劃經濟制度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其相對劣勢已然較充分暴露，而作為原屬計劃經濟制度的國家，怎樣成功實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最重大的考驗即是調整改變人與人之間生產關系的改革，能否達到真正解放生產力的結果。無論是稍早風行而標榜全面“自由化”的“華盛頓共識”，還是稍后興起對并未定型的“中國特色”充分肯定而將其推向模式化的“北京共識”，都難免失于偏頗。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優化提升，仍須進一步肯定其摸索前行的基本姿態，加之信息的不完全和人們行為的不確定性，例如：“檸檬市場”、“不完備信息市場”、“動物精神”、“羊群效應”、“王慶悖論”等因素的存在，往往造成理性預期失靈，亟需討論如何加入“理性的供給管理”的矯正力量。
（三）兩個理論創新的聯通
“新框架”基于微觀起點創新性地提出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的結合考察視角，與“新供給”基于宏觀起點創新性提出的“物”與“人”的關系打通認識供給驅動特別是制度供給的視角，實際上顯然是聯通在一起的。
1. 基于“物”視角的聯通：物質生產的專業化經濟與物之運用的技術進步
“物”的視角必指向“人與物”的關系，即“生產力”層面，由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勞動者結合“科技第一生產力”的創新供給而形成的發展進步。而專業化經濟是指生產率變化與行為人的產出范圍變化之間的關系，其描述的是專業化水平與生產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新框架”的專業化經濟視角實質上強調的是專業化伴生的技術進步，“新供給”的“物”的視角實質上強調的是國民經濟總體進步對技術進步供給的倚重，體現了“新框架”與“新供給”在創新中基于“物”視角的聯通。
2. 基于“人”視角的聯通：經濟組織模式與生產關系制度變革
“人”的視角必指向“人與人關系”，即“生產關系”或制度供給問題，具體到經濟生活中，即如何組織經濟活動的形式與制度安排、利益分配機制。經濟組織必涉及組織經濟活動的形式以及與制度、體制如何聯通，經濟組織模式的進步會帶來交易費用的降低即生產力的解放（“現代企業制度”在規模經濟、社會化大生產上最具適應性和代表性的具體形式——股份制，便是生動而雄辯的證明）。 “新框架”的經濟組織模式視角和“新供給”的“人與人”的視角實質上所強調的都是經濟發展與制度供給、結構性變革之間的關系，都邏輯地關注不同制度安排下不同的交易費用，區別僅是從微觀、宏觀不同層面的切入而已，從而體現著“新框架”與“新供給”基于“人”的視角的聯通。
（四）“新框架”與“新供給”的包容性
“新框架”與“新供給”的理論視角形成的然聯通，可使我們進一步認識“新框架”對“新供給”之包容性拓展的貢獻，這一拓展是以對“五維一體化”框架與包容性邊界“集大成”式的概括為表現，而新框架的理論貢獻也成為其中的組成部分。
1. “新框架”對“新供給”包容性拓展的貢獻
如上所述，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框架仍建立在傳統微觀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基礎上，基于純生產者和純消費者兩大假設從總供給和總需求及其互動關系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增長。“新框架”對傳統微觀經濟學的補充，主要體現在利用超邊際分析（對每一個角點進行邊際分析，在角點之間用總效益費用分析）將專業化經濟與經濟組織模式納入傳統微觀經濟學分析框架。基于“新框架”與“新供給”理論視角的聯通，正如微觀層面的供給和需求分析為宏觀層面帶來總供給和總需求分析，宏觀角度對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的研究認識，也合乎邏輯地和更堅實地建立在微觀層面對專業化與經濟組織內化的超邊際分析基礎上。這構成“新框架”對“新供給”包容性拓展的一項重要貢獻。
2. “新框架”在“新供給”包容性拓展中的定位
“新框架”在“新供給”包容性拓展中的定位可從兩方面考慮：第一，“新框架”理論產生于20世紀90年代，盡管并不須像傳統框架那樣特別區分純生產者和純消費者，也不須特別劃分供給端與需求端，但其所強調的專業化經濟與經濟組織模式，并未見與消費的直接相通，而是與生產即供給側的直接相連，其對“新供給”包容性拓展的貢獻若還原到新供給經濟學“五維一體化”的框架中，應定位于傳統經濟學供給側兩輪“否定之否定”的主線上，成為對古典自由主義供給思想的重要提升和充實。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新框架”理論思想的一個重要應用是發展經濟學，它認同工業化是由分工演化引起的結構變化（包括工業份額的上升、投資率和儲蓄率的上升等），基于此而深入研究城市化和工業化問題，并可通過拓展宏觀經濟學框架進一步研究經濟轉軌問題，構成新供給經濟學“五維一體化”框架中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部分的重要補充。
三、“新框架”的缺陷：對“新供給”的訴求
雖然“新框架”對“新供給”包容性產生了重要拓展，但是其從微觀層面出發而帶有一定的局限與理論缺陷。結合既有的新供給經經濟學研究成果，在“五維一體化”理論框架下，除了肯定“新框架”對“新供給”包容性拓展的貢獻以外，其兩個理論缺陷也從宏觀層面對“新供給”提出了進一步的理論創新發展訴求，客觀上構成“新框架”對“新供給”更深一層的啟示。
（一）“新框架”的缺陷
1. 對經濟周期成因理解的片面性
“新框架”認為造成經濟周期與失業的原因是由于某些產品有耐久和不可分性，不可分可能造成產品的供過于求，而與產品耐久性相關的滯銷則可能帶來失業。這當然可以作為經濟周期的一個成因，但導致經濟周期的緣由中還包括了競爭的不完全性、工會的作用、總需求的變化、信心的變化、儲蓄—投資的變化等諸多經濟性因素。此外，經濟周期的成因除固定資產更新周期之外，還包括以政治周期和心理周期為主的非經濟性因素。這些未包含的經濟性因素和非經濟性因素共同揭示了“新框架”對經濟周期成因理解的局限性。
2. 不能解決交換者之間的選擇協調問題
“新框架”研究的是不同的行為人生產不同商品的情況，但不能解決交換者之間的協調問題。不同的行為人之間可能生產不同的產品：如果此時的交易效率很低（即交易成本很高），那么行為人的最優選擇是自給自足；如果此時的交易效率足夠高，那么最優選擇是進行專業化分工，不同的行為人之間生產不同的產品，然后每個人的產量扣除部分自用量以外，其他產量用來交易給他人，這樣就是更加有效率的選擇。然而，不同的行為人之間也有可能生產相同的產品，因為他們在生產之前往往不會自發進行溝通，而如果確實選擇了生產相同的產品，交易就不能發生，造成“產能過剩”和再生產阻滯。
（二）對“新供給”的啟發
“新框架”的兩大缺陷可啟發對“新供給”更深層次的思考。經濟周期和協調問題不僅與“新框架”有關，還與舊框架有關，屬于需求和供給分析框架、專業化與經濟組織分析框架都無法解決的問題，其恰恰凸顯了對“新供給”的需求。
1. 更全面地認知舊框架與新框架都無可回避的經濟周期問題
在經濟實踐中，經濟活動總會沿著經濟發展的總趨勢經歷周而復始、有規律性的擴張和收縮。針對經濟周期的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舊框架中包含了“凱恩斯革命—供給學派—凱恩斯復辟—供給管理”的調控機制發展邏輯，從而證實供給管理是舊框架中供給側經濟理論研究的理性回歸；新框架則是從微觀視角上的一定片面解釋了經濟周期的成因，而未充分考慮到其他經濟性因素以及非經濟性因素的影響，但由于新供給經濟學與“新框架”存在的理論視角的聯通性和基本邏輯的一致性，新供給完全可以在宏觀層面對于與分工和專業化相關的經濟周期問題提供更優化而全面的認識解決。
2. 更有效地認知舊框架與新框架都難以解決的頂層規劃問題
采用舊框架進行分析，市場存在失靈的領域，經濟周期正屬于市場失靈，信息不對稱、公共品等問題也屬于市場失靈；采用新框架進行分析，不同的行為人之間存在對產品生產進行選擇的問題，且這種選擇是自發進行的，如果選擇不恰當，那么不同行為人之間就不一定能夠成為交換者，從而無法充分實現效率。不難發現，無論是由于存在市場失靈而導致的某種產品的產量供過于求、供不應求，還是由于專業化分工過程中存在行為人自發選擇生產的不協調，歸根結底都形成“經濟自由化”命題所無法解決的領域。引發失靈和不協調的因素是錯綜復雜的，但無論由何種原因引發，這種宏觀視角下可以視為“頂層規劃”的問題（如“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雙到位”結合、合作問題），恰是新供給經濟學所關注的焦點之所在。
四、重要的總結：理論與經濟實踐的互動式完善
“新框架”對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的認識形成傳統理論經濟學的重要補充，其所采用的超邊際分析模式也是傳統理論經濟學數理分析方法運用中的創新。然而，經濟實踐的現實，既不只是與舊框架的對應，也不只是與新框架對應，而是兩者以及尚未開拓的研究領域的錯綜結合——尤其對于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這種結合的框架特別需要其能夠為認識經濟增長提供更為開闊的視角。
（一）理論發展：傳統與新興相結合的相對完整框架
傳統舊框架與新框架的結合，能夠為理論經濟學構建一個相對更為完整的框架，在此框架啟發下，我們在“新供給”上的創新努力對宏觀調控又會生成一些新的認識，可以幫助理解理論與實踐的差異并進一步探索未來理論緊密聯系實際可遵循的路徑。
1. 相對完整框架的簡述
傳統理論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石在于對供給和需求及兩者關系的認識，并基于純生產者和純消費者的劃分，在不同類型的市場中定位供求雙方并研究兩者的互動關系，效用論的引入豐富了微觀經濟學對供給和需求的認知，并將更多的影響因子納入微觀經濟學的認識框架中。然而，微觀經濟學的認識焦點在于通過研究資源配置問題來獲得效率以實現經濟增長，而對經濟學的另外一個重要分支即分工的相關問題卻沒有給予充分重視，“新框架”則彌補了這一空缺。經過對專業化經濟和經濟組織模式的研究，新框架更加認同“技術和經濟制度的交互作用”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并利用超邊際分析方法處理最優決策的角點解，從實現了內生行為人選擇專業化水平視角的研究。兩者當然不是割裂的，通過超邊際分析而實現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認知，可以作為資源配置研究的基礎部分之一。
2. 對經濟轉軌的新認識
對轉軌經濟學的認識，在于從計劃經濟一“軌”轉入市場經濟一“軌”，從而被形象地稱為“轉軌”之闡述邏輯。這種轉軌經濟學較為主流的認識實際上的關注視角正是在于資源配置這一經濟學基本問題的相關制度演化，簡言之，計劃經濟是由計劃來進行資源配置，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資源配置，那么經濟轉軌就意味著資源配置機制的轉變。隨著“新框架”將分工與專業化視角引入，對經濟轉軌的認識也更加豐富。傳統的轉軌認識實際上沒有充分反映制度變化的復雜性，而經濟轉軌只是轉軌的一部分，轉軌的核心實質是憲政規則的大規模改變。從經濟實踐出發，處于經濟轉軌階段的經濟體實際上也并不僅僅面臨著從計劃向市場的體制轉變，而且面臨一方面如何提升技術水平而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另一方面如何優化特定經濟體成長中各演變階段上和各經濟體“特色”中的經濟—政治—社會全套制度，促進經濟發展。基于此，可以得到三點認識：第一，按照“新框架”的邏輯，技術是在專業化分工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而產生“升級”態的，我們可以將此技術理解為動態創新的技術，后發國家具有技術上的后發優勢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具有共識的，但其學習、追趕先發國家技術過程中能否使技術實現真正的內化，是與后發國家專業化分工水平的提升直接相關的；第二，對屬于經濟組織模式方面的制度轉軌，發達國家有許多相對先進的制度，但是后來者對先行者的制度進口走到制度供給的層面，實際必須經歷較長一段歷程，且在較確一的技術性后發優勢的旁邊，大都會遭遇十分不確定的制度性“攻堅克難”問題，如不順利，則可能引發楊小凱強調的“后發劣勢”；第三，上述兩點十分有助于理解發展中的轉軌經濟體在經濟實踐中并不能機械遵循如教科書中闡述的那樣簡單回歸市場而放任自流的操作（如“華盛頓模式”，拉美轉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失敗的典型案例），而是需要其政府理性采用多重方式優化和加強供給管理，特別是顯然具有關鍵性的“全面改革”式制度供給。制度供給成功的紅利，合乎邏輯地成為這一轉軌經濟體的“最大紅利”，反之，制度供給的失敗，必將導致技術供給的“后發優勢”也最終歸于制度拖累的“后發劣勢”。
（二）全文小結
本文首先分別從傳統經濟學理論微觀起點和宏觀起點分析框架視角的缺失出發，論述了“新框架”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視角，和“新供給”的供給管理視角；接著，本文論述了“新框架”的專業化經濟與“新供給”的技術進步、“新框架”的經濟組織模式與“新供給”的制度變革之間所實現的“物”與“人”視角的聯通，并指出“新框架”對“新供給”的包容拓展形成貢獻，補充了傳統理論經濟學主線上古典自由主義的供給思想；但“新框架”理論并非完美，其存在對經濟周期成因理解的局限性、片面性，且難以全面解決交換者之間的協調問題，這恰恰表明在分工與專業化視角下對“新供給”形成的啟發；本文進而通過對傳統與新興相結合的完整框架的綜合認識，形成理論與實踐結合上更為廣泛、開闊的分析視角，并可積極地運用到經濟體發展實踐，特別是發展中（后發）經濟體的轉軌分析中去。不可忽略的是，“新框架”與“新供給”的重要聯通及啟示，使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在“五維一體化”框架分析基礎上，其包容性拓展更可以體系化。“新框架”與“新供給”的聯通，客觀地體現了“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哲理，并可進一步有力支持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追求，即結合繼傳統理論經濟學之后得以蓬勃發展的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轉軌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及行為經濟學等理論，“集大成式”匯入分工與專業化研究的重要視角及其積極成果，從而實現更為廣泛的包容性，以及體現現代經濟學發展在供給側發力打開新境界的大勢所趨。
賈 康 簡 介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安徽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2021年與劉薇合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書又獲評“2021年度中國好書”。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余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