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思潮(逆全球化思潮的根本原因)

全球化推動產業國際分工，讓各國相互依賴加深，也讓部分國家“煩惱”。近期，受到疫情影響，美日等一些國家為了擴大國內就業，緩解產業空心化，維護全球價值鏈中的“鏈主”地位，提出將產業鏈回流國內，其邏輯明顯有悖于國際分工的布局，受到輿論關注。

發達國家重大舉動一向是國際經濟動向的風向標。這股“逆向”操作是否意味著全球化已經到了一個分水嶺？作為全球化的推動者，我國應該如何應對？

多位專家學者就此接受人民網強國論壇記者采訪，把“脈”全球局勢，研討中國之策。

意欲何為？并非退出全球經濟體

“疫情的經濟影響將超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甚至超過1929至1933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的影響。”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王勇指出，雖然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將進一步加深“去全球化”的發展，但我們有理由對經濟全球化的未來前景保持樂觀。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巴曙松

王勇表示，目前我們不知道疫情對全球經濟影響的深度與廣度，其具有很大不確定性，但一個重要的影響已經顯現，那就是公共衛生已被當成一個重要的國家安全問題來看待。“在安全與經濟效益之間進行平衡，適量本地生產加之增加戰略儲備可能是一個更加現實的保障公共衛生安全的途徑。”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巴曙松表示，從客觀條件看，疫情爆發之后，許多國家和地區開始采取封鎖邊境、減少國際航班的防控措施，人流、物流的中斷使得國際貿易體系嚴重受損。但是，如果僅僅考慮由于防控疫情所導致的生產、貿易活動暫緩，并不能對全球化造成持續的沖擊。更應該注意的是，由于國際貿易流通受限，原本完整的產業鏈和供應鏈變得碎片化，一些依賴跨國供應鏈的企業生產面臨階段性的供應中斷，而局部又出現了民粹主義抬頭，加快本國制造業回流。這些變化，才使得人們開始擔心，疫情之后國際社會是否會進入更長周期的“去全球化”或者說“逆全球化”的階段。

巴曙松表示，理解“逆全球化”首先要理解全球化產生的原因。簡單來說，全球化通過各國之間的分工與交換，提升了全社會的經濟效益，而推動全球化的則是在此過程中可以享受效益提升的國家和群體。在推動全球化的進程中各國又要付出相應的成本。

巴曙松表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實際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在擴大本國經濟利益的過程中主導完成的。在全球化分工過程中，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資本階層獲益最多，中國成為全球制造業工廠，獲取了一部分就業機會，產業工人的工資收入得到提高，但部分發達國家將制造業向國外轉移，國內失去就業崗位的社會群體不能及時得到本國政策的扶持，并迅速調整到新的就業崗位，所以產生了反對全球化的聲音。

巴曙松認為，加上疫情的影響，“逆全球化”思潮可能會進一步擴散。但這并不是簡單的“去全球化”，應該將其理解為“全球化的重構”和局部的適應性調整。因為在一部分國家和群體反對全球化的同時，依然有許多國家需要依賴全球化的社會大分工提高生產效率、推動經濟發展；反對全球化的國家也并不是要退出當前的全球經濟體系，而是希望能夠通過規則的改變為本國發展爭取更多利益，緩和前一階段全球化中積累的矛盾。

如何發展？疫情不是分水嶺

“全球危機需要全球應對。”王勇表示，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已經使世界連成一個整體，“地球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真正變成現實。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證明了全球化意識的重要性,人類要長治久安，和平、穩定、發展，必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認為，疫情不會成為世界格局的“分水嶺”，卻正在強化當今世界已經存在著的某些趨勢。但持續推動全球化向著更加公平正義方向深化發展與調整的世界潮流也將被注入新動力；更為重要的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迫切性將再次凸顯出來。

南京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楊繼軍等人近日發文稱，疫情對國際貿易有影響，但不會導致外資企業大規模回流。部分發達國家的“逆向”操作，并不一定會加劇逆全球化。一是，產業鏈轉移意味著擴大新增投資，這與疫情下企業保持足夠的現金流，以應對經濟下行和各種突發風險的習慣性做法背道而馳。二是，區域分工具有內在的穩定性。三是，全球價值鏈重置耗時長、難度大。

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表示，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人類社會正以前所未有地緊密方式聯系在一起，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大先建議，面對人類共同風險，世界各國需要平衡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雖然可能會遭遇意識形態的阻隔，但一些最基本的價值觀（和平、公正、協商、可持續發展）是可以達成公約數。“中國在這些問題上一直努力倡議建構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秩序和全球治理方案，應該會對未來的局勢轉變起到積極的作用。”

對我有何影響？警惕“去中國化”

疫情所引發的經濟“停擺”，逆全球化思潮泛起，這些對于中國來說都是巨大的挑戰，但同時，這也是中國發展的一次機遇。

巴曙松認為，當前的“逆全球化”對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挑戰也是毋庸置疑的。中國需要充分梳理并正確把握自身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位置，客觀評估自身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定位，適應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趨勢，并繼續積極推動全球化的進程。要防止當前局部的逆全球化演變成“去中國化”的全球化。

巴曙松表示，在當前這種動蕩的國際格局下，我們既看到有人試圖推動“去中國化”，推動與中國的脫鉤，但是也同樣看到，還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在積極開拓中國市場，要通過擴大內需市場，把“去中國化”變成“去到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去積極開拓新的業務機會”的趨勢。

由于中國在不同產業鏈中所處的供需角色有較大差異，其在“逆全球化”過程中受到的影響也會產生較大差異。巴曙松表示，對于不同的行業，我們需要進行客觀的政策評估，針對性地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持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完整，在深化全球合作的同時，有效通過產業升級提升本國供給能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朝戈金認為，我們可尋找疫情催生的新機會。比如因為疫情，全球電影院線、戲劇歌舞、文博展覽等都是一派寒冬景象。國內網絡技術有了大大施展的用武之地。

王勇則建議，要深挖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疫情嚴重沖擊外貿訂單，中國的企業要把開拓內部市場放在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