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的表現是什么,逆全球化的表現形式

2024-05-25 20:37:26

作者：孫金云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路江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正和島

近來，隨著疫情全球擴散，各國對于呼吸機、口罩、防護服等物資的短缺紛紛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物資安全，進而發展成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

事實上，這股“逆全球化”的潮流并非一時興起。

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即大興貿易保護主義；法國總統候選人勒龐提出法國要公投退出歐元區；英國“脫歐”成功等一系列事件標志著全球化發展的進程開始出現了逆轉的趨勢。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開展了令人瞠目結舌的“退群”行動。美國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巴黎協定》、伊朗核協議等，并且實施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

“逆全球化”現象的出現，使得國際經濟和全球治理產生了諸多不確定性的影響，導致全球自由貿易下滑、投資增長速度下降、經濟增長速度停滯甚至倒退。

隨著“逆全球化”進程的加深，歐美多國借助疫情，以“國家安全”為名，進一步加強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措施。

面對這樣的挑戰，我們不妨思考以下問題：全球化究竟有何利弊？全球化對于中國的發展意味著什么？為什么有些國家會提出“逆全球化”甚至“去中國化”的政策主張？中國政府和企業又應該如何積極應對？

第一個問題，我們先來看看全球化究竟有何利弊？

全球化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個是商品物資的全球化銷售，即一個國家企業生產的產品或物資可以銷售到其他國家，外貿業務大幅增加，進出口額不斷攀升。

第二個是服務的全球化，例如印度可以向全球提供大量的呼叫中心服務、軟件編程外包等等。

第三個是資本的全球化，伴隨資金的國際流動，不斷尋找更大的獲利空間。

最后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是信息的全球化。

互聯網推動下信息的全球化某種程度上對前三個要素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人們對于國際化的理解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商品的進出口，而是伴隨著境外直接投資（FDI）和大量跨國公司開展全球化的布局。

全球化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以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理論為代表，每個國家可以專注于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通過交換使得總產出最大化。可以說，正是國際化進程的推動，帶來了全球經濟過去二十余年的快速發展。

然而，全球化的弊端卻也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逐漸顯現并得到了政商學界的關注。

首先，在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下，由于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的形成，經濟全球化的收益不能在各國乃至各階層進行平等的分享。

瑞士瑞信銀行的《全球財富報告 2016》指出，世界上1%最富裕的人擁有世界上50%的財富。在美國，1%最富有的人群獨占國民收入增長的近60%，底部 90%的人群收入增長率每年不足0.5%，貧富懸殊愈演愈烈。

其次，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加強了世界范圍內市場的力量，擴大了一些國際機構的權力，不斷擴張的跨國公司經濟活動超越國界，其經營活動不受國家政府的約束，使得一些權力相對較弱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面臨挑戰。

另外，缺失統一的國際金融監管機制，不斷增加國際資本的跨國投機行為，毫無約束地發行與運轉金融衍生品，導致國際金融危機的風險上升。

最后，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越來越多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污染環境的工業，嚴重破壞生態平衡。

第二個問題，我們再談談全球化對于中國的發展意味著什么？

某種程度上，中國是近十余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者，同時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劉玉峰，2020）。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大到人類歷史的維度，可以清晰的發現，中國在過去的千余年來，大部分時候的經濟總量在全球范圍內都是舉足輕重的。

逆全球化的表現是什么,逆全球化的表現形式

對于不同國別在歷史長河中GDP在全球的占比，有兩個研究比較有代表性。

一個是麥迪遜提出的計算方式，認為1820年中國在世界 GDP 中的份額為32. 9%，這個數字是中國歷史上在世界 GDP 中所占份額的最高水平，這與許多人印象中腐敗的清政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另一個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中國經濟占世界比重的峰值為 1600年的34. 6%（金星曄等，2019）。

不管怎樣，二者的共同之處都是，歷史上，中國經濟曾經占據全球的三分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西方國家工業革命以后，中國GDP在世界占比開始呈現斷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 年分別僅占5.2%和4.9%。所幸，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迅速恢復，現在接近五分之一的水平，可以說，1978年的改革開放開啟了公元 1600 以來中國經濟的首次歷史性復興！

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這個問題，需要提到兩個與經濟增長相關的概念。一個叫斯密型增長( the Smithian Growth)，由分工和專業化帶來的較高生產率帶動經濟增長，這是古典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18世紀的歐洲與同時期的中國都屬于這種類型。

然而，伴隨著歐洲的工業革命，他們開始突破斯密型增長的局限，轉變為庫茲涅茨型增長( the Kuznetsian Growth)，即技術進步驅動的經濟增長，而中國則沒有完成這一轉變（金星曄等，2019）。

由于沒有實現技術突破，“斯密型增長”取決于市場規模及其擴大的情況，市場的容量就是這種增長的極限。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這個過程中至少帶來了兩個明顯的好處：

一個是通過開放，打開了全球市場的大門，擴大了市場容量，使得斯密型增長突破了原有本土市場容量的限制，進一步發展。

另外一個好處是，通過引進外資、走出去學習等各種途徑，開始提高技術發展水平。

外資的進入并不僅僅帶來了資本，更重要的是帶來了人才和知識的溢出，提升科技水平，推動庫茲涅茨型增長。如果不能看到后者，就很容易得到“外資離開恰好為國內企業騰出了發展空間”這樣錯誤的結論。

另外一個常見的錯誤觀點，是“中國市場很大、產業鏈配套成熟，逆全球化首先傷害的不是中國”。持有這類觀點的人，混淆了本土產業集聚和全球產業鏈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其實，自上世紀末以來，伴隨著信息通訊技術的迅猛發展，國際生產活動形成了廣泛的環節分離和空間整合，促成了以“生產的全球解構”和“貿易的全球整合”為鮮明特征的全球價值鏈(GVC)。

在對外開放和產業集聚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國企業表現出本地化集群高度嵌入和全球價值鏈廣泛參與的雙重特征。

地域性的產業集聚雖然得益于三個外部性，即共享勞動力儲備、中間投入物和行業知識溢出，但這種產業鏈環節的外部協同與全球價值鏈的專業分工是并行不悖的。

企業總是試圖在全球價值鏈（GVC）當中不斷通過工藝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和部門或鏈條升級，試圖獲取更大的網絡權力和超額利潤，進而促進企業生產率和競爭力的快速提升。

然而，研究表明，企業在上游環節參與度越高，生產率越高，并且出于對環節核心技術和研發創新訣竅保護動機而實施的戰略隔絕削弱了與國內相關產業的空間關聯度，進而弱化了本地產業集聚的生產率正向溢出效應。

簡單講，企業在產業鏈中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工作時，對于自身的戰略隔絕（或專有知識保護）是不敏感的，正是這種不敏感提升了本地產業集聚的外部協同。

厘清這個概念非常重要，這是因為中國許多地方的經濟發展首先得益于產業鏈下游低技術含量企業的產業集聚，而那些技術含量較高的環節卻是本地產業協同較弱且國際化中難以替代的（蘇丹妮等，2020）。

如果技術含量高的外資企業離開中國市場，這樣的市場空間靠那些技術含量低的企業在外部知識溢出甚至減少的背景下是難以得到彌補的，這種結構上的缺陷并不因為中國市場容量大而得到緩解。

第三個問題，為什么有些國家會提出“逆全球化”甚至“去中國化”的政策主張？

前文已經提到，跨國公司和跨國際組織的壯大部分削弱了政府對經濟的影響力。

事實上，國際化背景下的經濟格局的確與政治發展交織在一起。國際經濟領域的著名學者、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過一個“全球經濟的三元悖論”(Trilemma of Global Economy)。該理論指出: 一國政府只能在經濟全球化、政策主權和民主政體三者之中任選兩個，而無法做到三個同時選擇。

這一理論所蘊含的經濟學邏輯是：經濟全球化使得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可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而資本的逐利動機則會使得本國資本流向勞動力更為廉價、生產的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都更為低廉的國家，這樣一來，無法自由流動或者說自由流動性極低的本國勞動者勢必會面臨更加激烈的外部競爭和更高的失業風險。

所以，利益受損的本國勞動力就會利用民主政體通過相應的程序來影響經濟全球化的開放政策，使得自身的意愿通過國家主權來得到表達，逆經濟全球化或者受限的經濟全球化也就不可避免（葛浩陽，2019）。

以美國為例，經濟全球化導致資本外流，企業境外投資，導致本國勞動力失業率上升（參見汽車產業外遷帶來的“銹帶”），這樣的結果必然使得那些失業的選民支持提出“產業回遷”主張的總統候選人，而要獲得更多選民的支持，在民主政體下，那些候選人也一定會迎合這樣的選民主張，政策主權和民主政體的聯合作用導致推出反對經濟全球化的政策。

“三元悖論”直接的理論來源是克曼的金融“不可能三角”理論(Impossible trinity)。克曼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基礎上，結合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實證分析提出了這一理論，該理論認為，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和匯率的穩定，最多只能同時擁有其中兩項，而不得不放棄另一項（葛浩陽，2019）。

參考后者，我們或許對當下中國的金融市場能夠有一個非常清晰的了解，我們選擇了哪兩項，又被迫放棄了哪一項。

第四個問題，面對某些國家的“逆全球化”行動，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既然中國的發展不能離開全球化的軌道，而西方某些國家又一定會選擇“逆全球化”的主張，在這樣的矛盾中，我們應該如何自處？

無論政、商、學界，都不會贊成全球經濟退回到各自閉關鎖國的時代。所以，全球化的大趨勢難以逆轉，但是疫情推動了部分國家基于“安全考慮”保留部分產能，美國提出的“去中國化”是在借題發揮，補貼搬遷費用并不能保證企業搬回美國能夠具備更強的競爭優勢持續經營，背后是中美兩國大國博弈爭奪全球經濟主導權的大背景。

更加具有典型性的是日本提出的“中國+1”政策。即不能在某一項產品上完全依賴中國的生產，而是要在中國以外存在一個備用的替代選項。

對于這樣的擔憂，其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面對“逆全球化”的潮流，參照前文論述，我們需要避免一些錯誤的應對策略。

例如盲目自信構建本土化的全產業鏈布局，自絕于全球化；抑或單純依賴動用政府的力量強力拉動內需尤其是大基建緩解GDP的下降，飲鴆止渴。

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嘗試提出一些可能的應對策略：

1. 繼續積極堅定推動市場化進程，尊重市場規律，用優質的營商環境和競爭優勢留住外資企業，對西方國家“逆全球化”的政策釜底抽薪；

2. 尊重新情境下各國對于安全的擔憂，面對全球產業鏈再布局積極分析應對，鼓勵中國企業擁抱全球化，展現大國擔當，敵退我進；

3. 保護私有產權、完善市場化機制、培養企業家精神，鼓勵企業積極投入研發創新，生產替代進口，尤其是美國那些具有技術含量產品部件的替代性開發生產，不被別人扼住發展的瓶頸，自強不息！

最后，疫情終有煙消云散的一天，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已不可能完全回到當初。面對不利的外部環境，終須奮發圖強、理性面對，不沖動，少對抗，“發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