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包括哪些,政治工作有哪些內容
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敵后根據地遭遇強大日軍的擠迫，生存困難。
不過，由于的堅持，持久階段的最初幾年，力量還在發展。
1942年，毛澤東說：
“今年二月統計黨員數目為八十萬，去年九月統計軍隊數目為五十七萬（包括游擊隊），對外守秘。”
“對外守秘”四個字，頗具意味，似乎預示了此后歷史的起伏。
中日對壘，單純就軍事實力言，不在一個級別上。
按照黃克誠抗戰中期的說法，軍隊“要消滅一百個敵人（日軍），必須準備二百名左右的傷亡”。
這一判斷出自向來強調能動性的將領之口，道出了兩軍可能存在的最低限度的差距。
不過，日軍也有一個明顯的軟肋，1939年7月，林彪在共產國際發言時說：
“1937年7月7日制造挑釁事件時，日本并沒有預見到，他們會遇到中國人民如此頑強和如此廣泛的軍事抵抗。因為中國擁有如此廣闊的地域、如此豐富的（物資）資源和人力資源，致使日本感到自己軍隊力量的不足。日本拼命地增加兵力，但仍然感到不足。”
這就造成日本人自己所言的：
“我警備部隊在其軍、政、民一體的敵性地區中，僅能保持著點與線的狀態。”
因此，可以通過靈活機動的游擊戰，在面上活動、生存，只是由于強弱懸殊，這樣的生存始終在日本人的壓迫之下。
冀魯豫黨委組織部部長信錫華談到生存的艱難：
“南宮縣政府縣游擊隊天未亮進一個村的東口，敵人進西口，兩方在村道口相遇打起來了。威縣縣政府被敵人連續追了半個月，白天我們進這個村，敵人第二天天不明也就到了這個村。軍隊的作戰是善于盤旋、迷惑敵人，抓住時機打擊敵人。這樣作戰，當然是非常艱苦的。”
的生存，即毛澤東所謂的畫“豆腐塊”，日本占據豆腐塊的邊緣，在豆腐塊里面活動。
對壘的結果，“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決戰，也就得到了鄉村、小路的相持戰”。
作為軍事實力占據優勢的一方，日軍當然不會滿足于占據點線，而是依靠軍事實力以及由這種實力衍生的資源控制和調配能力，追求面的完全控制。
根據八路軍115師的報告，日軍強化控制依靠的是密集的碉堡修筑和比較完善的交通網絡，行動路線圖大致是：
“點的修筑變成面的控制。現在全魯北已有據點三百余個，平均每八里路有一個，另外在公路在線平均每三里路一個崗樓，已有部分地區（基本汽路附近）形成面的控制”；“以線的修筑變（成)了車輪式的網形，貫通各據點間，…沿各縣界、各區界、各分（鄉)界構筑所謂“惠民溝”、“阻絕壕”，實行對我重重包圍封鎖。”
日軍以碉堡和公路網限制擅長的小規模游擊運動，封殺軍隊的行動空間，最密集的地區，幾乎形成碉堡相連、火力交叉的局面：“自高平至博愛公路沿途每二三里有碉堡一座，各碉堡間均埋有。”同時，不斷出動部隊實施“清剿”，動搖軍隊在廣大鄉村扎下的基礎。
不能不承認，日軍具有很強的組織力、執行力、資源調配及學習能力，這一點，直接和他們對壘的將領深有感觸。
朱德說得很坦率：
“我深深感覺我們在體力上是遜于日本很多的。回到后方，看見機關、學校辦事人員文弱多病，動作遲緩，糟神不振的樣子，這種感覺更為強烈。用這種體力去和敵人競爭，不論在戰場上，在工作中，或在學習中，我們都要吃虧一著的。”
羅瑞卿評判：
敵人擁有現代的科學與技術，它的人員的教養程度也是比較高的，因此，在各種斗爭技術的掌握上，掌握著某些優勢。例如能及時地反映問題，感覺敏銳；經驗的總結與普遍也異常迅速；對于所謂“治安肅正”有一整套的辦法；其某個機關的聯系也是異常機動與密切。每一部門或機構的活動，都與其他部門或機構的工作相聯系、相輔助，都從著眼于所謂“總力戰”的勝利出發的。
初期作戰時，由于身處異國，地形不熟，且習慣于大兵團作戰，日軍行動方式常常顯得機械、刻板，規定嚴格的作戰線，不越雷池一步，導致不同部隊中間露出空隙：
“一般均按閻錫山過去之五萬分之一地圖，故我軍只要找到在該圖上沒有的村莊住，雖離敵極近亦能安全。”
隨著作戰時間的拉長，日軍迅速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找出對付游擊戰的辦法，行動不斷細密化，機動性大為增加：
“到達一地區，是持久的反復“掃蕩”，并組成許多縱隊作寬正面的橫的“掃蕩”，偏僻村落小路尤為注意，單獨行軍部隊機動性大，不如過去部隊那樣機械。”
日軍的不斷進步，讓早期利用地形熟悉獲得的一些優勢逐漸喪失。
從1938年底到1945年，歷經長期周旋，面對強大的日軍，頑強堅持下來并最終發展壯大。
其間，很長一段時間里，和日軍形成所謂弱平衡狀態：
由于軍事實力的不足，要想“拿大兵力把敵人打垮打開局面，是不可能的“，維持相持的平衡局面，是這一階段的目標；作為相對強勢的一方，日軍要想徹底消滅自身控制區域的武裝，改變這種平衡關系，也無法實現。
日軍的“掃蕩”如時人所言為“割肉補瘡”，每當日軍展開“掃蕩”時，“據點無人守備，封鎖溝、墻也無人巡查”，不得不“以少數日軍甚至以其移民擔任外圍主要據點的防務，而以特務機關的督導官、間諜控制偽軍、自衛團，敷衍門面”。
“掃蕩”期間，像長治這樣的后方重鎮，守軍“只有500人，并且大部都是輜重部隊”，空虛的后方和薄弱的運輸線，讓日軍投鼠忌器，不能在“掃蕩”區停留兩月之久。
這給堅持抵抗的敵后武裝，以珍貴的維持平衡的空間。
這樣的平衡，看起來是強弱分明的不對等均衡，現實中卻又意外地堅韌，是一個搖搖欲墜但能維持不倒的弱平衡。
之所以如此，有多種多樣的因素。
就國際言，中日戰爭是當時國際局勢激烈動蕩的一部分，日軍在外部受到多種牽制，無法集中全部力量于中國戰場，文件分析：
“美國軍備及生產空前強大，使日寇寢食難安。美國戰力愈是加強，日美決戰時機愈是迫近，日寇便愈感中國抗戰力量成為他的后顧之憂。”
就國內言，構成平衡的力量來源的多重性和多方向也是重要因素，廣泛的大后方的存在為敵后的堅持提供堅強助力；至于本身，自然是形成敵后弱平衡狀態的最重要力量。
和日軍對比，按照自己的說法，大致狀況是：
“質量上雖然我軍政治素質強于敵偽軍，但軍事素養則大弱于敵軍。敵軍官是經過長期學校訓練及實戰鍛煉的，而我們的干部或者是剛剛放下筆桿的學生，或者是剛剛放下鐮斧的農民。裝備上敵強我弱更是顯著的事實。”
日軍也判斷：“軍隊本身的戰斗力，依然異常低劣，而今后也不易很快提高。”
這樣的差距在戰場上有直接的體現，比較極端的案例是魯西的一個材料，可以見出兩軍能力和經驗上的距離：
“在這次戰斗中，最后解決敵人炮兵時，我一個班向敵沖鋒，竟被一個日本持劍炮兵砍倒6個；而退回后以一個排再沖，將敵僅余之一個炮兵擊斃后方將炮搶到。”
不過，正如黃敬曾經說到的：
革命的武裝和反革命武裝進行斗爭中必須記住：我們是長期的處在劣勢的狀況下，假如革命與反革命的武裝平衡，革命就勝利了！任何國家無從例外，無論在裝備上、數量上、素養上、經濟上等等。故武裝斗爭始終是以弱制強的。單靠軍事不行，革命未勝利前我不能取得優勢。
黃敬的意思是，革命的武裝由于是弱勢中成長的一方，大部分時候都會處于劣勢，一旦成長到和對方等量齊觀，勝利即指日可待了。
既然革命的力量大多數時候都會處于劣勢，“單靠軍事不行”，那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政治，也就是羅榮桓曾經在文章中說到的，要把戰爭打得“戰爭愈不像戰爭，愈像政治”。
做到這一點，也就找到了通向成功的道路。
和日軍展開政治上的較量，有充足的自信，共產主義政黨的組織和動員能力為人們熟知，根據地政治上的努力，如一個外國人所言：
“中國其他地區，比不上這地區軍民合作和地方政權工作和部隊保持那樣密切關系的，雖然在別的地區曾經努力施行過民主政治。這里可以見到：一個新社會的型態從這次戰爭中浮現出來了，那最好叫做一個軍事農業的國家。”
這一點，現有研究多有揭示。除此之外，中國進行的民族生存戰爭的先天正義，也為提供了政治爭奪戰的充足資源。
政治的爭奪，落到實處在于爭取民心，早在相持階段到來前，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提出“兵民是勝利之本”。
的持久戰和根據地都把民眾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而民眾的爭奪又體現于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通過全民的全面的戰爭，“一面以自強之點補充自己的弱點，一面從長期斗爭中補足克服自己弱點，即總力戰”。
的政治工作無孔不入，包括日常生活也有體現：
善于抓住敵軍的某些弱點，用各種投其所好的辦法，去接近日軍。如通過經常接近他們的商人、小販去接近他們。贈送他們一些日用品和他們所喜歡的東西，與之進行其所喜歡的游戲，都是與日軍接近，并因此而與之交友的辦法。作為異族征服者，日軍在爭取民心上有更大的難度，尤其面對擅長政治戰的，劣勢更為明顯，他們發現，估計軍隊的軍事實力，“必須將軍隊及其潛在民眾之中廣泛的武裝力量考慮在內”，“不論是由于軍隊的壓力或是思想上的影響，群眾有機的組織活動與黨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強軍隊實力、協助其戰斗的作用。”
不過，政治戰中，可以捷足先登，日軍也不是無所作為。
華北戰場上，和日本兩方面都是十分強悍的力量，而且在相互學習，如總結的：
“敵我雙方都有強的指導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銳敏性。我們善于總結經驗，研究敵人，提出對策。敵人也善于研究我們，接受經驗，不斷改進其方針政策。所以敵我斗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競賽，而且是全副本領的斗爭；不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日本人意識到：
“對作戰的最終目標，可以歸納為：第一是摧毀革命核心勢力；第二是爭取構成社會成員的民眾。…必須使廣大民眾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一員，組織起來使社會與革命核心相脫離才行。”
要達到這一目標，需要爭取民心，讓民眾看到“哪一方面能保護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
因此，日軍在相持階段到來后，盡力改變初期的掠套者形象，以平和面目示人，“不再燒殺，對農民深為慈祥，對游擊隊則取殘酷手段”。
日軍和民眾的關系的確呈現復雜的狀態，日軍澤昌利的日記記有，當他離開宿管地時，“當地的中國小女孩已經和我混熟了，很可愛，我給了他一點點心”。
方面的報告更提到：“榆次兒童很多都能說漂亮的日語。”
語言背后體現的常常是觀念和權力，日本人用恩威兼施的方式，實現了語言權力在兒童身上的覆蓋。
即便在擅長的宣傳戰上，日軍也不讓獨擅勝場。
膠東敵“蠶食”大澤山時，“苗店一帶由于我過去勞役過重，人民不滿，部隊在反頑戰役時，所借器材亦未歸還，軍隊有打地方黨員的。有打狗隊，越墻入士紳家中，強迫實行合理負擔，結果敵人即大肆宣傳“不能老刮北風，該刮南風了”，民眾也說：“換換口味也好”。
共產國際會議上甚至有人提到，日軍散發傳單，宣傳“如果游擊隊中有誰自愿放下武器，那就不再追究他的抗日活動，還會發給他從事和平勞動的補助或給他安排工作“，“一些場合還真出現過游擊隊投降的情況”。
1943年底，處身根據地的八路軍干部日記中寫下親身觀感：
鬼子費盡心機研究出奔襲合擊戰術，在我游擊戰術下也無效，鬼子無奈何！
（1）因為今年地方民兵和軍隊配合得特別好，軍隊到哪里，民兵幫助警戒，繞開了敵人，領我們道，掩護群眾轉移，消滅漢奸活動。
（2）公糧制度特別好，不論到大小村莊都給軍隊準備好糧食、柴和菜，軍隊能夠自由輕裝轉移打游擊，可以不帶糧食，哪里都可以吃到飯，哪里都有群眾，哪里有困難都能解決。…（3）地方干部深入群眾中進行宣傳組織動員工作。戰斗開始，從邊府一直深入到行政村進行工作。
材料中說到的公糧制度，是為避免過度征發采取的對策，軍隊糧食由供給機關統籌，不得隨意向百姓索取。
王慶生的日記記下了具體的保障措施：
“油、鹽由供給處統籌發，糧食由連統發，發下什么吃什么。除個別人員須吃面，可由連調劑外，一概不準換面或換菜。如老鄉給壞米時，可由連向村干部交涉，不得爭吵。沒菜吃時，不得各班動員或勉強老鄉賣。”
清楚這樣做的難度，特別強調：
“統籌是對的，但有困難。如發生困難，接濟不上時，要了解、適當的認識困難，不要不滿與發牢騷。”
無論實際貫徹如何，這種主動約束自己的自覺，日軍難以望其項背。
另外，日軍占領軍的本性很難完全掩飾，注意到，日軍在山西昔陽一帶采取殘酷的燒殺手段，因為這一帶“為比較貧苦之地，敵人似無甚留戀，完全取摧毀的辦法，使全縣廬舍為墟”。
侵略本能的暴露，往往使精心營造的形象毀于一旦。因此，盡管日軍做了很多努力，但如他們自己意識到的，在政治戰中還是處于被動地位。
日軍第六十三師團師團長野副昌德說得很形象：
“日軍雖占有點與線，但處處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況十分嚴重。…敵人陰謀恐怖活動活躍，而我警備隊則孤立無援。”
應該說，政治上中日兩軍的頑強競爭及努力取得的優勢，保證了在軍事上居于劣勢的條件下，可以和日軍在敵后形成弱平衡的局面，這種競爭不僅在當時，甚至在日后，也對的力量發揮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