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有GDP這個概念嗎—二戰前主要國家的經濟實力(1939)
GDP應該是我們普通人認識宏觀的經濟情況最常見的一個詞了，對于GDP，人們的認識比較兩極分化。
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把GDP的產生譽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但是近期也有很多理論認為GDP無用，因為GDP可以造假，比如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的希臘，因為在2年前就被發現GDP數據虛高造假的問題，導致沒人愿意借錢給他；
還有部分人認為GDP過于冷漠，忽視了貧富差距、幸福指數、甚至環境破壞。
比如在網上流傳已久的笑話：某首富跟我一起創造了600多億GDP。
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神話或者妖魔化GDP，作為一個全世界大范圍認可的經濟指數，GDP可以稱為世界經濟的儀表盤，是近代經濟學史上一個巨大的進步。
正確的認識GDP，便可以客觀的看待這個世界。
顧名思義GDP由總額（G，Gross）、國內(D，Domestic)，產品（P，Product）三個詞組成，我們通常稱為國內生產總值，通俗的講就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某個時間內全部產品和勞務的數量。
戰爭是發明之母，GDP的誕生與發展也是由戰爭推動的。
1665年，英國政府科學家威廉.配第爵士對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收支、人口、土地及其他資源進行了測算統計。
其根本目的就是評估國家可以用于第二次英荷戰爭（1664年-1667年）的資源儲備，以及能通過稅收為戰爭征到多少錢。
配第這個后勤人才的舉動具有重大意義，這次統計不擔為英國的規劃出合理的征稅空間，避免賦稅過重，但也物盡其用。
而且為英國同荷蘭、法國這樣的當代強國的較量，提供了政府決策的重要支持，在統計上也劃時代的采用了復式簿記法（多賬本記錄）記錄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
當時英國的鄰居，版圖更大的法國，看上去實力更強，但是不具備這種國民經濟的衡量方式，導致在日后的時間內兩國的競爭拉開了差距。
在17世紀末到18世紀這100年時間內，英國政府經常會公布國家的債務數據，英國人民經常在咖啡館或者酒館圍繞小冊子就經濟和債務進行討論。
這為英國帶來的兩個顯而易見的好處：
- 第一，相當一部分人認同，一個國家的繁榮，關鍵在于促進貿易，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這為英國成為第一個工業國家打下基礎。
- 第二，國民對于經濟與債務情況的清楚認知，間接導致了很多有實力的富商和貴族，愿意借錢給國家打仗或者私人之間借貸，英國在后來很長時間內的金融和軍事同時蓬勃發展。
接下來，真正劃時代的思想出現，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了。
一直到19世紀晚期，亞當.斯密對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成為經濟的計量活動的重要支柱，這種學說也得到了卡爾.馬克思的認同，成為了計劃經濟體制的計量基礎。
最終GDP以及一些列相關定義的形成，主要驅動力來自于兩個重大事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0年，英國為找到大蕭條的破解方法，委任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為政府提供同居數據，在之前的10年，克拉克便按季度統計過英國的國民收入與支出，其統計的全面與細致達到了歷史上的巔峰。
同樣在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也被經濟大蕭條搞得夜不能寐，迫切希望能夠對美國經濟進行一次從頭到腳的“檢查”，以搞清楚為什么經濟衰退如此遙遙無期。
193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庫茲涅茨為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其中表明了美國的國民收入在1929-1932年減少了一半。
盡管美國人當時處在經濟大蕭條之中，這份報告初次印刷的4500份，每份20美分，在幾天便一搶而空。
羅斯福總統公布經濟復蘇計劃及向國會提交預算申請時，都使用了后來庫茲涅茨更新的報告。
針對整個經濟進行的國民收入估算，對政府推行政策的覆蓋面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這份報告下，羅斯福成功開展“羅斯福新政”，擺脫經濟危機；同時大力為海軍發展提供經濟支持，為美國海軍在二戰中兩線作戰，已經成為日后世界第一海軍打下了基礎。
在這段時間里，荷蘭、德國、蘇聯這些強國也紛紛推出各自的GDP概念以及計量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GPD計量在大部分參戰國的使用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主持美國經濟研究局的韋斯利.米切爾表示：
“只有真正參與過戰爭動員的人才知道，對20年間的國民收入進行評估，極大的幫助了我們在二戰中取得勝利。”
二戰對于GDP最大的改變是，以前政府開支被當做是國民收入的消耗，而二戰開始，政府則成為了國民收入的創造者。
怎么做到的呢？
GDP只能讓政府看到經濟的宏觀情況，卻無能為力，但是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凱恩斯則為解決問題提供了工具，通過《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如何為戰爭付賬》，在理論上給出了建立一套國民經濟運行體系的宏觀經濟模型，以及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的原理。
在傳統自由經濟體制下，政府并不是經濟的真正參與者，所有的開支都被算作國民財富的消耗，而通過凱恩斯的“看得見手”的方式，政府無論是戰爭用品的生產，公共建設，還是財政貨幣政策，都成為了GDP的參與者、甚至貢獻者。
二戰后，GDP正式投入世界范圍的應用，基礎便是標準化。
在此之前每個國家的統計方式、定義都有所不同，布雷頓森林會議中，將GDP作為聯合國制定的標準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同時美國重建歐洲的馬歇爾計劃，以GDP為核心進行援助資金的分配。自此世界各國都有了自己的儀表盤。
GDP大放光彩的30年，也是戰后重建，世界經濟再次騰飛的30年。
在此期間GDP的科學性被質疑的很少，大多數為道德層面的質疑。
比如1968年，競選總統肯尼迪便發表過相關演講：
我們的GDP——包括嚴重空氣污染、廣告、交通肇事；防賊的鎖和關賊的牢房；毀壞自然獲得的紅木；和防暴裝備；為了賣玩具而渲染暴力的電視節目......在這30年里，世界的GDP增長了3倍，世界人口從25億增長至40億。各種工業制品，新科技產品漫天飛舞，汽車開始走進千家萬戶。
人們在物質層面逐漸滿足的時候，也開始思考，這種極致的經濟增速是否會給環境及生態帶來破壞？
這種擔憂，大多是從單一事件引發，如：1962年最早的環境保護著作《寂靜的春天》，反映殺蟲劑對鳥類產生的危害；1968年《人口》一書更是直接抨擊人口暴漲后對地球資源的過度消耗。
逐漸有人將經濟增長與環境破壞對等起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在70年代便誕生了，這也促進了日后GDP統計的整個體系中，環境質量也成為了重要指標。
70年代，GDP的發展模式自身也開始出現了問題，黃金本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崩塌，整個西方陷入了經濟滯脹，無論怎么印錢、公共工程、降準降息，GDP依然停滯不前。
但是物價卻開始飛漲，工人罷工，工廠倒閉充斥著整個西方世界。
80年代美國和英國的“里根-撒切爾改革”推動了一場世界性的資本主義改革，其內容包括限制勞工組織權力，解除經濟管制，以及國有資產私有化等內容。
政府開支和稅率升降，不再視為管理經濟的手段，中央銀行對貨幣的穩定、防止通貨膨脹的作用開始凸顯。
美蘇冷戰奇跡般的借宿，全世界稱上信息技術的快車，又進入了一片繁華的景象。
進入21世紀，亞洲金融危機，互聯網泡沫破滅，次貸危機，世界性金融危機相繼爆發，一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徹底擺脫影響。
這不禁讓人們思考，GDP是不是根本就沒用？
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開頭提到的希臘GDP統計造假的事件，時任希臘統計局局長的安德烈亞斯在被控的法庭上說道：“在希臘，統計工作就像是一項搏擊運動。”
安德烈亞斯稱自己剛出任統計機構負責人的前幾周，郵箱便遭到了黑客攻擊，隨后便是前任的統計官員指控他違反國家利益。
歐盟對希臘調查報告中指出，希臘財務部不斷向統計人員下達指令，要求以獲得可持續貸款為目標，來提供赤字和GDP數據。
GDP有造假的可能性，讓很多人懷疑其科學性。
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統計數據都不會完全真實，多數的情況GDP的數據和真實情況不會差太多，作為參考已經足夠了。
還有就是像希臘這樣的造假，因為太離譜，很容易就會被查出來，在2006年希臘GDP比歐盟預期高了25%，當時就引起了各方的注意，沒有人愿意借錢給他。
但是如果說GDP是絕對的衡量標準，也不對。
比如非洲國家加納，一直到2010年底，依然被認定為“低收入國家”。但是在2010年11月5日-6日期間，GDP一夜之間增長了60%。
加納
現實中加納其實沒有什么變化，主要因為加納統計機構更新了價格指數計算權重，實際GDP便與之前差生了巨大變化。
同時，工業國家的GDP相對能源出口國也會被低估。
2009年法國曾經組織過一次探討GDP替代方案的高級委員會，由兩名分別代表自由經濟派和國家干預派諾貝爾經濟學家的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馬蒂亞·森及法國經濟學家組成。
但最終的結果并沒有找到一個完全閉GDP方式更好的辦法。但是他們的建議是，不要將GDP作為唯一指標去衡量經濟。
事實上現在我們也是這樣做的，1990年，聯合國提出了人類進步指數，這一指數衡量教育、男女平等，醫療健康等眾多方面；
2006年中國開始使用一個新的衡量指數“綠色GDP”，加入了環境因素考量;
2010年英國則宣布將在GDP的統計同時還會統計幸福指數等等。
GDP固然有很多缺陷，但是確實能反應社會生產力及財富的增加，我們看待GDP并不需要看待其為類似速度、血壓這樣自然、實際存在的數據，僅僅是一個統計概念。
舉些例子：
一個單身女子原先每季度付給理發師3000元，后來她跟理發師結婚了，我們的GDP就少了5000元；（免費服務）一個司機撞了車，他卻創造了GDP，拖車修車費用、醫療費用以及來年的保險支出增加都將被計入GDP。（風險式GDP）GDP有很多缺陷，但是卻也一直在更新標準聯合國的GDP核算指南已經從最初的50頁小冊子變成了上千頁的復雜指南。
人類社會看待經濟規律，依然處在一片迷霧中，要杜絕消失的GDP、無用的GDP，但依然需要把握這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