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與政策熱點論文_形勢與政策熱點論文1500字
1 引言
受新冠疫情的催化,我國數字化轉型迎來了難得的加速發展新機遇。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新一代信息技術在疫情防控、生產生活物資保障、復工復產等方面得到了廣泛應用,新的數字化新業態、新模式、新應用加速普及,為我國數字化轉型帶來了新的機遇[1-5]。在疫情沖擊下,我國數字化轉型獲得新的發展機遇,社會經濟對數字化技術展示出更深、更廣的需求。例如,疫情期間涌現出各式各樣的新經濟、新業態,傳統超市、生鮮電商、社區便利店都加速了線上化和無人化進程,遠程辦公模式使企業管理更具彈性和韌性,加快了企業數字化轉型。
但是也要看到,在后疫情時代,數字化轉型的短期加速發展是否具有長期可持續性。有學者認為,疫情對數字化轉型的加速作用不僅體現在短期,還會通過產品服務創新、制度創新等對長期發展趨勢產生影響;也有研究者認為,疫情只是短期催化,后疫情時代的數字化轉型,還有更多問題需要解決[6]。例如,肖鵬就認為[7],工業數字化不僅要解決溝通問題,更要解決協同問題:從辦公協同到業務協同、由人與人之間的協同向人與機器的協同發展、由內部協同向產業鏈協同發展。總體來看,對后疫情時代數字化轉型的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的研究還較少,且不夠系統深入。
為彌補現有研究缺口,本文聚焦后疫情時代數字化轉型的可持續發展,把疫情對數字化轉型的研究從短期視角延伸到長期視角,深入研判未來數字化轉型的發展路徑,試圖揭示后疫情時代的數字化轉型的可持續發展方向;并在此基礎上,給出后疫情時代數字化轉型可持續發展的針對性對策,從而為企業轉型、政策制定等提供參考。
2 后疫情時代加速數字化轉型要解決的三大問題
把短期加速發展的歷史機遇,鞏固升級為具有長期生命力的數字化新模式,是后疫情時代的關鍵任務之一。這既要立足短期解決緊迫的約束問題,也要面向長期解決創新的發展問題,還要從全局著手解決轉型生態的培育問題,推動數字化轉型可持續發展。綜合研判,在后疫情時代,數字化轉型面臨著短期現實約束趨緊、長期增長動能不足、全局層面生態支撐不完善3個方面的重大問題挑戰。
2.1 數字化轉型的現實約束趨緊問題亟待緩解
新冠疫情強化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在兩方面的現實約束[6-8]。
一是資金方面,一些企業可能因資金約束趨緊而“不能轉”。疫情期間很多中小企業成為“重災區”,經營壓力加大、現金流告急,甚至面臨生死存亡的威脅。在這種極端環境下,企業的首要目標是生存至上,數字化投資等關乎長期競爭力的支出可能會大幅減少。據國際數據公司(IDC)預測,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影響,將導致小機構(10人以下)和小企業(10~99人)在2020年度IT支出縮水,降幅將分別為4.9%和2.7%。
二是能力方面,疫情進一步凸顯了我國企業數字化基礎能力較為缺乏,“不會轉”問題嚴重。數字化轉型是一個漸進改進的系統過程,不僅需要有強大資金實力,還需要有強大的數字化吸收能力。例如,ERP、MES等數字化系統無法即插即用,需要數字化人才進行定制化開發和維護;數字化系統要想生效,需要企業內部適應性地組織變革,以與數字化系統更好地適配,這種能力的建立較為困難。我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數字化基礎能力不足,數字化吸收能力也較為欠缺。高能力壁壘是企業數字化轉型難以逾越的壁壘,“不會轉”的困境不會因疫情消失,還會長期存在,需要克服。
在后疫情時代,要著力緩解疫情給數字化轉型增加的現實約束,特別是要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降低中小企業轉型門檻,保證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不掉隊。
2.2 數字化轉型可持續發展的創新驅動引擎亟待增強
新冠疫情推動我國數字化轉型步入加速發展軌道,但短期的暴發增長并不意味著具有長期可持續性。數字化轉型是中長期產業變革,創新驅動是根本動力源泉。疫情短期沖擊可以加速這一變革進程,但不會改變這一根本中長期規律。向創新驅動要增長動能是后疫情時代數字化轉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在服務領域[5],疫情時期數字化轉型新需求爆發增長最為迅速,但后疫情時代的“退潮”壓力也非常大。必須著眼長遠,加快產品創新、內容創新、服務創新,通過解決行業中真正的問題和痛點,創造出真正的價值,來吸引和留住用戶,保持生命力。在后疫情時代,原來暴發式增長的在線教育就面臨著流量、收入等下降的壓力。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以創新來解決教育中的痛點問題,以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形成品牌沉淀打動用戶。
在生產領域[9-10],在疫情期間被激發的數字化轉型新模式,大多數都是為企業的復工復產、穩定供應鏈等進行的數字化匹配、在線辦公等淺層應用,而當前全球數字化轉型已經邁向以全局優化、智能決策、敏捷柔性等為特點的新階段。在疫情期間,“釘釘”一類的遠程辦公軟件,只是解決了部分問題,然而工業企業不僅要解決溝通問題,更要解決協同問題。只有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協同、人與機器的協同、機器與機器之間的協同、產業鏈上下游之間的協同,才能真正將數字化轉型推向深入、推向前沿。在后疫情時代,必須著眼產業未來發展方向,必須抓住機遇把數字化轉型推向深入,把短期需求真正鞏固升級為具有長期生命力的新業態。
2.3 數字化轉型的生態支撐體系亟待完善
數字化轉型不僅需要有率先突破的產業應用來帶動,也需要支撐產業、配套政策法規的適應性調整和完善來提供保障[3-6]。例如,2003年非典后中國電子商務的騰飛就離不開配套生態的支撐作用。2003年,突發的非典疫情助力中國電子商務快速起步,截止到2004年年底,中國網購人群規模比2002年增長了一倍。疫情之后,中國電子商務進入發展快車道,并迅速成長為全球規模最大的電子商務經濟體。研究發現,在2003年非典之后,電子商務的加快發展離不開兩類配套生態的支撐:一類是政策配套體系的完善,2004年、2005年出臺的《電子簽名法》《電子支付指引(第一號)》就為解決電子商務發展中的可信和支付兩大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而2005年的《關于加快電子商務發展的若干意見》也從多個維度全面改善了電子商務的發展環境;另一類是產業支撐體系的完善,以“四通一達”為代表的物流體系的完善為電子商務的發展提供了更好的物流服務,解決了配送問題,而支付寶的創新則通過擔保交易模式進一步解決了可信問題。正是因為在政府和市場主體的共同努力下,電子商務的生態逐步完善,從而為我國電子商務的加速發展提供了強力的保障和帶動作用。
在新冠疫情期間,各種數字化的產業應用蓬勃涌現,從新模式、新業態的單點應用到規模化、生態化的持續健康發展還有較大差距。在后疫情時代,必須充分調動政府、企業、學校、研究機構各方面力量,加快出臺配套法規政策,共同打造數字化轉型的配套生態,為產業應用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
3 推進我國數字化轉型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在后疫情時代,須著眼長期可持續發展需要,瞄準問題,在“強化建設”“鞏固升級”“調整完善”3個方向下大力氣,加快數字化轉型步伐。
3.1 強化建設,進一步夯實數字化轉型基礎
面對疫情沖擊,經濟社會生活對網絡、數據和計算的需求激增,對數字化服務的要求顯著增加,信息基礎設施嚴重承壓,在數據要素價值和人才數字素養方面還難以滿足廣大用戶的需求。因此,后疫情時代仍要持續夯實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能力。
一是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要繼續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充分發揮5G、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的頭雁效應。使用好新型基礎設施,不斷拓展新模式、新業態和新產業,將基礎設施持續領先優勢轉換為對數字化轉型的能力優勢。
二是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數字化轉型要從根本上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競爭力,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補齊產業鏈短板和瓶頸,強化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的保障能力;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突破,筑牢數字化轉型的基礎。
三是全面提升要素質量。在后疫情時代,我國要長期保持數字化轉型持續健康發展,必須依靠新型生產要素持續釋放活力。一方面要釋放數據要素價值,打造更多基于數據推動的創新應用;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數字化人才,為數字化轉型輸出動力。
3.2 鞏固升級,深入推進業務領域應用創新
疫情激發和點燃了數字化應用創新的熱情,但持續釋放融合應用帶來的價值潛力,還需要真切地解決業務發展中的問題和痛點,找到數字化轉型的價值實現點,激發企業主體主動轉型的內在動力[1-3]。
一是加快推動數字化業務的創新升級。推動服務業數字化產品與服務創新,扶持疫情期間涌現的新業態持續健康發展,提升產品品質和服務質量,持續創新業務模式。加快生產領域應用創新,將數字化轉型助力復工復產的豐富經驗轉化為持續的經營手段和利潤增長點。
二是不斷升級數字化轉型服務支撐能力。加快培育數字化轉型綜合解決方案供應商;支持有條件、有基礎的供應商做大做強,為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服務;提升數字化轉型公共服務能力;廣泛征集數字化解決方案,開放數字化資源,提升中小企業二次開發能力。
三是構建保障融合應用的轉型生態。發揮骨干企業的競爭優勢,樹立數字化轉型的標桿;培育一批細分領域的創新型企業,培育基于工業互聯網平臺的開發者群體;加大對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持,建立完善多層次生態協同機制,構建推動融合應用的生態體系。
3.3 調整完善,加快完善轉型體制機制保障
在后疫情時代,及時有效地推動體制機制變革,才能保證疫情期間暴發的各種創新應用健康發展,推動數字化轉型行穩致遠。
一是完善政策法規。推出數字化轉型的指導性政策,并與工業互聯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做好協同;鼓勵各地因地制宜加強相關政策創新,完善數字化轉型的政策體系;結合疫情期間暴露的突出問題,建立健全配套管理規章,不斷完善數字化轉型的法律法規體系。
二是創新行業監管。創新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全面夯實互聯網基礎管理能力;持續提升行業安全監管能力和綜合保障服務水平,創新安全技術產品,構建安全防范體系,應對新型安全風險;加強用戶個人信息保護,扎實落實平臺責任,切實保障用戶權益。
三是加快示范應用。組織實施數字化轉型行動,支撐地方出臺政策舉措,因地制宜開展先行先試,打造協同聯動的示范網絡;推進數字化轉型示范工程,建設數字化轉型標桿工廠、體驗中心等示范性項目,以試點示范效應帶動推廣應用。
4 結束語
新冠疫情已將數字化轉型推向了加速發展軌道。但疫情帶來的短期加速機遇不會自動自發地引致長期可持續發展。疫情帶給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有些是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結構性影響,如對數字化轉型暢通性、敏捷性等價值的認識,一部分生活消費習慣的永久改變,以及數字基礎設施的大量投資和改善等;但在疫情極端情況下創造出來的數字化需求很多是臨時的、應急的、被迫的,隨著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生產生活恢復正軌,面對面交流接觸的價值會重新凸顯出來,這些短期內暴增的需求會逐漸退潮,如在線教育、遠程辦公等。前者會是數字化轉型可持續發展的長期動力,后者則會減弱數字化轉型加速發展的引擎,帶來下墜壓力。在后疫情時代,還需要迫切解決短期現實約束趨緊問題、打造中長期創新驅動引擎、完善數字化轉型生態支撐體系3類問題,把疫情期間加速發展的數字化轉型機遇鞏固好、升級好,提升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從而更好、更快地支撐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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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超賢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數字經濟、數字化轉型等研究工作。
張偉東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與經濟研究所工程師,主要從事數字經濟、數字化轉型等研究工作。
論文引用格式:
王超賢,張偉東. 后疫情時代我國數字化轉型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及對策[J]. 信息通信技術與政策, 2020(10): 59-62.
?基金項目:工業和信息化部重大專項項目(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研究專項)資助
本文刊于《信息通信技術與政策》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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