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詐騙罪的五個條件,什么情況屬于詐騙

2024-03-28 13:29:07

詐騙罪

注：本文的內容來源于《刑事重點疑難問題二十八講：罪名適用與取證指引》，轉載請經授權。

一、詐騙團伙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的認定

二、“套路貸”詐騙行為的認定

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主觀故意的認定

四、詐騙“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認定

五、詐騙罪既遂和未遂的認定

六、騙取社保資金、待遇行為的定性

七、詐騙近親屬財物行為的處理

八、詐騙數額難以查清情形的處理

九、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撥打電話、發送信息次數的認定

十、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詐騙行為的定性

十一、以介紹婚姻為名進行詐騙行為的定性

十二、以虛辦理移動電話造成電信資費損失的行為的定性

十三、偽造、使用停止流通貨幣行為的定性

十四、通過虛假訴訟占有他人財物或者逃避債務行為的定性

十五、故意“碰瓷”騙取賠償的行為的定性

十六、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從重處罰情節

十七、詐騙罪共犯的認定

十八、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區分

十九、詐騙罪和盜竊罪的區分

二十、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的區分

二十一、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管轄規定

二十二、詐騙財物及其孳息的處理

一、詐騙團伙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的認定

案例12-1　孫某、羅某詐騙、敲詐勒索、非法拘禁案【參見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黔01刑終550號刑事裁定書】

爭議焦點：以“套路貸”的方式實施詐騙等行為的團伙，如何認定其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

裁判要點：2018年1月至6月，被告人孫某、羅某、張某某通過讓前來借款的被害人簽訂借款金額雙倍借條、巨額利息、“砍頭息”等方式，分別借款給董某能、耀文某等8名在校學生、公司職員、急需資金周轉的被害人，一旦逾期，被告人孫某則要求收取逾期費方式，增加被害人債務，同時伙同被告人羅某、張某某通過不斷威脅對被害人起訴、到被害人所在學校、單位大肆宣傳被害人欠債讓他們身敗名裂，甚至威脅、騷擾被害人及家屬，并在追討過程中非法拘禁被害人，逼迫被害人及家屬支付高額逾期費、借款利息、本金。被告人孫某、羅某、張某某實施敲詐勒索、詐騙、非法拘禁犯罪事實和詐騙違法事實。在犯罪過程中逐漸形成被告人孫某為首要分子，被告人羅某、張某某為固定成員，社會危害性較大的犯罪集團。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黑惡勢力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關于惡勢力犯罪集團的規定，應依法認定上訴人孫某、羅某、張某某3人構成惡勢力犯罪集團。

二、“套路貸”詐騙行為的認定

案例12-2　張某某、樓某、吳某等詐騙案【參見浙江省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浙06刑終411號刑事裁定書】

爭議焦點：如何認定行為人的行為屬于“套路貸”？

裁判要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關于“套路貸”定義是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借民間借貸之名，誘使或迫使被害人簽訂“借貸”或變相“借貸”“抵押”“擔保”等相關協議，通過虛增借貸金額、惡意制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毀匿還款證據等方式形成虛假債權債務，并借助訴訟、仲裁、公證或者采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相關違法犯罪活動的概括性稱謂，表現手段包括：（1）制造民間借貸假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以“小額貸款公司”“投資公司”“咨詢公司”“擔保公司”“網絡借貸平臺”等名義對外宣傳，以低息、無抵押、無擔保、快速放款等為誘餌吸引被害人借款，繼而以“保證金”“行規”等虛假理由誘使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簽訂金額虛高的“借貸”協議或相關協議。（2）……（3）故意制造違約或者肆意認定違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往往會以設置違約陷阱、制造還款障礙等方式，故意造成被害人違約，或者通過肆意認定違約，強行要求被害人償還虛假債務。（4）惡意壘高借款金額。當被害人無力償還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安排其所屬公司或者指定的關聯公司、關聯人員為被害人償還“借款”，繼而與被害人簽訂金額更大的虛高“借貸”協議或相關協議，通過這種“轉單平賬”“以貸還貸”的方式不斷壘高“債務”。本案上訴人張某某的行為完全符合“套路貸”犯罪特征，其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欺詐手段騙取被害人錢財，構成詐騙罪。

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主觀故意的認定

案例12-3　黃某、袁某某等詐騙案【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載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22561a5ea959ab8679c06ee7781b32.html】

爭議焦點：行為人誘使他人并控制賭局輸贏獲利的，如何定性？

裁判要點：行為人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設置圈套的方法誘使他人參加，并以欺詐手段控制賭局的輸贏結果，從而騙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案例12-4　李某詐騙案【參見河南省中牟縣人民法院（2014）牟刑初字第209號刑事判決書】

爭議焦點：李某的行為是否構成詐騙罪？

裁判要點：雖然李某采取欺騙的手段，將錢款據為己有，但其主觀上是為抵銷債權。本案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李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被告人李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

案例12-5　王某某詐騙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2015年第1集（總第102集），第1065號案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爭議焦點：如何判斷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

裁判要點：實踐中判斷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應堅持在客觀基礎上的主觀判斷，即在查明客觀事實的前提下，根據一定的經驗法則或者邏輯規則。具體而言，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綜合判斷：

（1）行為人事前有無歸還能力，如行為人的資產負債情況等；（2）行為人事中有無積極歸還或者消極不歸還行為或者表現，如行為人編造事實或者隱瞞真相拖延歸還被害人的財產等；（3）行為人事后處分財物及對他人財產損失的態度，如行為人是否通過實施詐騙行為排除被害人對其財產的控制并將其財產轉歸行為人或第三人名下，是否將被害人的財物用于雙方約定的用途，抑或是消費、還債等個人用途，是否具有轉移財產、隱匿財產、拒不交代財物的真實去向等欲使被害人財物無法收回的行為等。

四、詐騙“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1〕7號，2011年4月8日施行）

第一條　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結合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在前款規定的數額幅度內，共同研究確定本地區執行的具體數額標準，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備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6〕32號，2016年12月19日施行）

（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利用電信網絡技術手段實施詐騙，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當分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

二年內多次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未經處理，詐騙數額累計計算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定罪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申付強詐騙案如何認定詐騙數額問題的電話答復》（1991年4月23日施行）

在具體認定詐騙犯罪數額時，應把案發前已被追回的被騙款額扣除，按最后實際詐騙所得數額計算。但在處罰時，對于這種情況應當作為從重情節予以考慮。

五、詐騙罪既遂和未遂的認定

案例12-6　王某某詐騙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辦：《刑事審判參考》2015年第1集（總第102集），第1065號案例，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爭議焦點：財物尚處于國家機關控制之下時，應認定詐騙犯罪既遂還是未遂？

裁判要點：被告人以欺詐手段欺騙被害人將款項打入人民法院的已凍結賬戶。人民法院根據執行申請人的申請，對于該銀行款項既可以凍結，也可以劃撥，不論哪一種方式，其結果均會導致涉案財產脫離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控制，但并不意味著被害人必然遭受財產損害。本案中，法院只是凍結相應款項，涉案財物尚處于國家公權力控制之下，被害人只是暫時失去了處分權，并未實際遭受財產損害。被害人得知款項被凍結后立即報案，相關法院并未將已凍結的款項發放給申請執行人，也未進行其他處理，因此，被告人的詐騙行為處于未完成狀態，屬于因案發等意志以外的因素未完成，系未遂。

六、騙取社保資金、待遇行為的定性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解釋》（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

以欺詐、偽造證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騙取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金或者其他社會保障待遇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詐騙公私財物的行為。

七、詐騙近親屬財物行為的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1〕7號，2011年4月8日施行）

第四條　詐騙近親屬的財物，近親屬諒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

詐騙近親屬的財物，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具體處理也應酌情從寬。

八、詐騙數額難以查清情形的處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1〕7號，2011年4月8日施行）

第五條　詐騙未遂，以數額巨大的財物為詐騙目標的，或者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應當定罪處罰。

利用發送短信、撥打電話、互聯網等電信技術手段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詐騙，詐騙數額難以查證，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

（一）發送詐騙信息五千條以上的；

（二）撥打詐騙電話五百人次以上的；

（三）詐騙手段惡劣、危害嚴重的。

實施前款規定行為，數量達到前款第（一）、（二）項規定標準十倍以上的，或者詐騙手段特別惡劣、危害特別嚴重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

九、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撥打電話、發送信息次數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6〕32號，2016年12月19日施行）

（四）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騙得財物的，以詐騙罪（既遂）定罪處罰。詐騙數額難以查證，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

1.發送詐騙信息五千條以上的，或者撥打詐騙電話五百人次以上的；

2.在互聯網上發布詐騙信息，頁面瀏覽量累計五千次以上的。

具有上述情形，數量達到相應標準十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以詐騙罪（未遂）定罪處罰。

上述“撥打詐騙電話”，包括撥出詐騙電話和接聽被害人回撥電話。反復撥打、接聽同一電話號碼，以及反復向同一被害人發送詐騙信息的，撥打、接聽電話次數、發送信息條數累計計算。

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隱匿、毀滅證據等原因，致撥打電話次數、發送信息條數的證據難以收集的，可以根據經查證屬實的日撥打人次數、日發送信息條數，結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的時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等相關證據，綜合予以認定。

十、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詐騙行為的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1〕7號，2011年4月8日施行）

第八條　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詐騙，同時構成詐騙罪和招搖撞騙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十一、以介紹婚姻為名進行詐騙行為的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婦女兒童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28號，2017年1月1日施行）

第三條第二款　以介紹婚姻為名，與被介紹婦女串通騙取他人錢財，數額較大的，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十二、以虛辦理移動電話造成電信資費損失的行為的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0〕12號，2000年5月24日施行）

第九條　以虛假、冒用的身份入網手續并使用移動電話，造成電信資費損失數額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十三、偽造、使用停止流通貨幣行為的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10〕14號，2010年11月3日施行）

第五條　以使用為目的，偽造停止流通的貨幣，或者使用偽造的停止流通的貨幣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十四、通過虛假訴訟占有他人財物或者逃避債務行為的定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主席令第30號，2015年11月1日施行）

三十五、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零七條之一：“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

“有第一款行為，非法占有他人財產或者逃避合法債務，又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

……”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時間效力問題的解釋》（法釋〔2015〕19號，2015年11月1日施行）

第七條　對于2015年10月31日以前以捏造的事實提起民事訴訟，妨害司法秩序或者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根據修正前刑法應當以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或者妨害作證罪等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修正前刑法的有關規定。但是，根據修正后刑法第三百零七條之一的規定處刑較輕的，適用修正后刑法的有關規定。

實施第一款行為，非法占有他人財產或者逃避合法債務，根據修正前刑法應當以詐騙罪、職務侵占罪或者貪污罪等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修正前刑法的有關規定。

十五、故意“碰瓷”騙取賠償的行為的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辦理“碰瓷”違法犯罪案件的指導意見》（公通字〔2020〕12號，2020年9月22日施行）

一、實施“碰瓷”，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賠償，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以詐騙罪定罪處罰；騙取保險金，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的，以保險詐騙罪定罪處罰。

案例12-7　李某某、潘某甲、潘某乙詐騙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二庭編：《刑事審判參考》2002年第6輯（總第29輯），第214號案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爭議焦點：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騙取賠償款的行為，如何定性？

裁判要點：行為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后，對被害人和公安部門隱瞞該交通事故是其故意制造的真相，致使公安部門認定被害人承擔事故的全部責任或部分責任，為此被害人支付了賠款。行為人不僅在主觀上具有非法騙取他人錢款的故意，而且在客觀方面也實施了騙取其本不應獲取且數額較大的賠款行為，符合詐騙罪構成的主客觀要件，應構成詐騙罪。

十六、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從重處罰情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6〕32號，2016年12月19日施行）

二、依法嚴懲電信網絡詐騙犯罪

（二）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達到相應數額標準，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酌情從重處罰：

1．造成被害人或其近親屬自殺、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嚴重后果的；

2．冒充司法機關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詐騙的；

3．組織、指揮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伙的；

4．在境外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

5．曾因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受過刑事處罰或者二年內曾因電信網絡詐騙受過行政處罰的；

6．詐騙殘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財物，或者詐騙重病患者及其親屬財物的；

7．詐騙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醫療等款物的；

8．以賑災、募捐等社會公益、慈善名義實施詐騙的；

9．利用電話追呼系統等技術手段嚴重干擾公安機關等部門工作的；

10．利用“釣魚網站”鏈接、“木馬”程序鏈接、網絡滲透等隱蔽技術手段實施詐騙的。

十七、詐騙罪共犯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1〕7號，2011年4月8日施行）

第七條　明知他人實施詐騙犯罪，為其、手機卡、通訊工具、通訊傳輸通道、網絡技術支持、費用結算等幫助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6〕32號，2016年12月19日施行）

四、準確認定共同犯罪與主觀故意

（三）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論處，但法律和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1．、資金支付結算賬戶、手機卡、通訊工具的；

2．非法獲取、出售、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

3．制作、銷售、提供“木馬”程序和“釣魚軟件”等惡意程序的；

4．提供“”設備或相關服務的；

5．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支付結算等幫助的；

6．在提供改號軟件、通話線路等技術服務時，發現主叫號碼被修改為國內黨政機關、司法機關、公共服務部門號碼，或者境外用戶改為境內號碼，仍提供服務的；

7．提供資金、場所、交通、生活保障等幫助的；

8．幫助轉移詐騙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套現、取現的。

上述規定的“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既往經歷，行為次數和手段，與他人關系，獲利情況，是否曾因電信網絡詐騙受過處罰，是否故意規避調查等主客觀因素進行綜合分析認定。

（四）負責招募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或者制作、提供詐騙方案、術語清單、語音包、信息等的，以詐騙共同犯罪論處。

十八、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區分

案例12-8　孔某詐騙案【參見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6）鄂2802刑初29號刑事判決書】

爭議焦點：如何區分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

裁判要點：行為人主觀上以賺錢為目的，客觀上采用部分虛假宣傳，以次充好，故意隱瞞真實情況的方法，誘使對方作出錯誤意思表示，通過履行約定的行為，以達到謀取一定的利益，其行為屬民事欺詐。行為人的主觀動機和客觀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法律特征，不構成詐騙罪。

十九、詐騙罪和盜竊罪的區分

案例12-9　臧某某等盜竊、詐騙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性案例27號，載http://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13333.html】

爭議焦點：對于既采取秘密竊取手段又采取欺騙手段非法占有財物的行為，如何定性？

裁判要點：對既采取秘密竊取手段又采取欺騙手段非法占有財物行為的定性，應從行為人采取主要手段和被害人有無處分財物意識方面區分盜竊與詐騙。如果行為人獲取財物時起決定性作用的手段是秘密竊取，詐騙行為只是為盜竊創造條件或作掩護，被害人也沒有“自愿”交付財物的，就應當認定為盜竊；如果行為人獲取財物時起決定性作用的手段是詐騙，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而“自愿”交付財物，盜竊行為只是輔助手段的，就應當認定為詐騙。

在絡情形下，行為人利用絡，誘騙他人點擊虛假鏈接而實際上通過預先植入的計算機程序竊取他人財物構成犯罪的，應當以盜竊罪定罪處罰；行為人虛構可供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務，欺騙他人為支付貨款點擊付款鏈接而獲取財物構成犯罪的，應當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二十、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的區分

案例12-10　吳某、張某某、劉某詐騙案【參見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蘇02刑終330號刑事裁定書】

爭議焦點：如何區分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

裁判要點：區分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應當注意兩點：一是不能簡單以有無合同為標準來區分合同詐騙罪與詐騙罪；二是不能簡單以“簽訂合同+騙取財物”為標準來判斷構成合同詐騙罪。

合同詐騙罪的本質是被害人基于合同陷入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對于只是利用合同形式，但被害人之所以陷入錯誤認識并非主要基于合同的簽訂、履行，而是合同以外的因素使其陷入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的，應認定為詐騙罪。所謂“利用合同”，是指通過合同的虛假簽訂、履行使相對方陷入錯誤認識，從而交付財物，實現其非法占有目的。換言之，該合同的簽訂、履行行為是導致被害人陷入認識錯誤而作出財產處理的主要原因。利用合同即是其詐騙行為的關鍵。

二十一、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管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16〕32號，2016年12月19日施行）

五、依法確定案件管轄

（一）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一般由犯罪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更為適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犯罪地包括犯罪行為發生地和犯罪結果發生地。

“犯罪行為發生地”包括用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網站服務器所在地，網站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計算機信息系統或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使用的計算機信息系統所在地，詐騙電話、短信息、電子郵件等的撥打地、發送地、到達地、接受地，以及詐騙行為持續發生的實施地、預備地、開始地、途經地、結束地。

“犯罪結果發生地”包括被害人被騙時所在地，以及詐騙所得財物的實際取得地、藏匿地、轉移地、使用地、銷售地等。

……

（四）對因網絡交易、技術支持、資金支付結算等關系形成多層級鏈條、跨區域的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案件，可由共同上級公安機關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實、有利于訴訟的原則，指定有關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

（六）在境外實施的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案件，可由公安部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實、有利于訴訟的原則，指定有關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

（八）已確定管轄的電信詐騙共同犯罪案件，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歸案后，一般由原管轄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