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人任意而行的講章(各人任意而行的講章是什么)

寒冬已至，偎著暖爐，窗外熟悉的喧囂變成一派岑寂，木葉蕭蕭，長夜漫漫，且來聽一聽這紅塵世間的往事。

古老往昔的時光，猶如童話中沉睡的公主，在逝去的時空之夢中，時時發出輕聲的呢喃，那是歷史深處傳來的回響，穿過千百年的時光，來到今天我們的耳朵里。仔細聆聽，我們會聽到市井小販的吆喝叫賣，會聽到文人雅士的詩酒酬唱，會聽到舞臺歌女名伶的曳聲歌唱，會聽到孩童玩耍著只在破舊的故事書里才提到的游戲時發出的嬉笑，會聽到搖著扇子的仕女在傾訴衷腸，會聽到頭一次看到電影的歡呼，也會聽到燈光熄滅時的落寞，還有沉入夢鄉的鼾聲。

桃花扇底，明清易代之際的浮華與蒼涼，眾聲喧嘩下的士人以自己的進退行止，醞釀出一場衰世的嘉年華會。社會的斷裂與延續，涌動著逸樂與彷徨的浪潮，匯成了所謂的滾滾紅塵。千百年來，從傳統到現代，仿佛迥然不同，但又如此相同。

誠然，看慣了屏幕上小視頻的現代人，也不會因為一場不知從古至今演了幾百遍的雜劇而呼叫喝彩。但是，總在某個時候，我們會懷念深巷里傳來的叫賣聲，會想念深夜地攤亮起的燈火，會回憶起最近一次在影院放映廳里與戀人等待著片尾可能存在的彩蛋——我們骨子里依然熱愛著這喧囂的紅塵世間，因為，這便是我們熱乎乎的生活。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11月25日專題《紅塵戀戀》的B02-03版。

「主題」B01丨紅塵戀戀

「主題」B02-B03丨戀戀在此間

「主題」B04-B05丨紅塵有所思：明清中國的“嘉年華”——專訪李孝悌

「藝術」B06丨《繪畫三故事》：從文學進入繪畫的三種可能

「文學」B07丨西米克《瘋子》：捍衛好奇

「訪談」B08丨娜塔莉·戴維斯：歷史學家沉默的過去，可以寄希望于電影

撰文 |李夏恩

“山中讀書別有一番滋味，尤其是早晨，清新的泥土氣息隨著翠綠的青草之浮動，吹到面前，仰望可愛的朝陽，映在山巔上的密林中，所謂‘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的境界也算頗領略一二了。”

這般情致，真個宛如生活在宋元詩詞書畫之中。然而這并非悠遠的往昔時光，僅僅是半個多世紀前的光景。這是1957年9月8日，年輕的學生林毓生寫給他的老師、著名哲學家殷海光的書信，描述自己的獅頭山海會禪寺的讀書生活。

此時的林毓生不過二十三歲，信中所述寺中讀書生活，卻宛如舊時隱逸山寺的文士，一如他在信中引述唐人常建《題破山寺后禪院》中的名句——千年前，寺院便已是文士僦居讀書之所。諳熟掌故者，在讀過這封書信后，或許更會因之會心一笑。那篇著名唐代愛情傳奇《鶯鶯記》，便是以一位張姓書生在寺中讀書開篇的。這位張生“游于蒲，蒲之東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并因此偶遇上那位崔鶯鶯小姐，一場曠世奇戀由此拉開序幕。這段詩人元稹影寓自況的愛情傳奇，在元人撰寫雜劇《西廂記》時，特意對張生寓居寺院的原因加以渲染，只聽得那張生上場自言道：

“昨日見了那小姐，倒有顧盼小生之意。今日去問長老借一間僧房，早晚溫習經史；倘遇那小姐出來，必當飽看一會。”

林毓生（1934年8月—2022年11月22日）與他的老師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合影。

寺院，本是紅塵之外的避世之地，卻成了紅塵中人上演俗世愛戀的舞臺。從古至今，似乎從未有人覺得這有什么不對。事實上，就算寺院不作戀愛私會之地，便是“早晚溫習經史”，也是讀書人為了紅塵中一博功名。

林毓生在寺中讀書，既非為了寺中同寓的紅粉佳人，也非為了博取紅塵功名而去念茲在茲高頭講章里的子曰詩云。那幾晚月色正好，他“常搬一把椅子在小徑上獨坐，月涼如水，山風呼嘯，順水澗望去，彌漫的遠處，一二點農家幽黃的燈火孤獨地搖曳著”——此景此情，果真如出脫紅塵俗世一般，而他的腦畔回蕩的卻是愛因斯坦對宇宙的體悟，是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旁征博引的遐思，是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的名言，是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的雋語，還有孟夫子“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訓誨。

這些哲人學者的思想，并非山寺深林中的空谷回音，而是從這幽遠猶如紅塵外境的所在，如羽箭般直射紅塵俗世的鵠的——那盤踞綿亙于紅塵中的千年傳統，是否可能透過注入新的思想，得到“創造性的轉化”，為神州赤縣在這滾滾紅塵中開辟出新的生機？

世間紅塵有一種魅力，讓人眷戀不舍。哪怕是暫別紅塵，只要沾染過這紅塵的屑塵微粒，也會為之動容，為之神往。因為那里不僅有名、有利、有情、有愛，有無盡的嗜欲和無窮的想象，還有，能讓人出入紅塵世間的夢。

俯瞰紅塵滾滾來

展開這幅畫卷，進入這個紅塵中的夢，這個夢如此喧囂吵嚷，以至于進入其中的人樂此不疲，不愿被孤寂驚醒。

誠然，這畫卷有個大名鼎鼎的題名《清明上河圖》——但它并非出自北宋末年名家張擇端的妙筆，而是晚明時代蘇州某個不知名的畫匠作坊批量生產的西貝貨。縱使歷經歲月淘洗，流傳至今的贗本《清明上河圖》依然至少有四十余卷，散落于全球各地的博物館、拍賣行和私人藏家手中。盡管與那幅聞名遐邇（同時也妾身未明）的真跡相比，這些畫卷皆屬偽造，甚至偽造得與真跡相差不啻千里萬里。可以想見，當年的偽造者們有多么的隨意。但恰恰是這份隨意，卻讓觀者可以看到另一個繁華的紅塵世間。這個紅塵世間并不屬于數百年前的遙遠宋代，而是自己身邊活靈活現的現實人間。

從某種程度上說，畫卷制造出一種類似神魔小說中的視覺奇觀，讓觀者就像一只大鳥一樣，跳脫于紅塵之上，站在云端，以一種全新而陌生的方式，俯瞰著這個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紅塵世間——須知，那是在直升機尚未發明的年代，唯有傳說中的神靈方能站在云端俯瞰腳下滾滾紅塵，蕓蕓眾生——就在展開畫卷的那一刻，人似乎成為了神靈。

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屋脊。成片的屋脊，猶如小說《封片連》中所描寫的那樣：“眼下，一個個屋脊，大大、小小、高高、矮矮，豎的，橫的，有的是雙脊，有的是一個大脊帶一個小脊，仿佛灰色的寧靜的浪。”

畫面上毫無疑問是陽光明麗的春日，空氣透明得可以看清街市上每個人的一舉一動。你可以看到一個男子一邊挎著的籃子里臥著一只蘆花雞，而另一只胳膊則夾著一只肥鵝，臉上寫滿了得意的表情。你能看到他走過的藥鋪門外懸掛著“小兒內外方脈藥室”的招幌，旁邊，還掛著一個眼睛的招牌，表明正在里面給小孩把脈的醫生，在眼科上也有秘方要訣。你能看到藥鋪后面深宅大院的小樓桌子上，放著一部書和一只天青色的瓶子。你還能看到宅院旁邊裱畫鋪里的師傅正手持棕刷裱糊一幅畫——有沒有可能裱糊的正是你望著的這幅呢？

明代仇英款《清明上河圖》局部，當為晚明蘇州畫匠偽造的贗本，即所謂的“蘇州片”。

畫中的人物誠然被畫家永遠定格在了筆下的這一時刻，但畫卷中充溢著各式各樣的細節，蘊含著的無盡活力，卻給人以一種俯瞰紅塵眾生的真實感。為了獲得這種感覺，所費似乎并不高昂。晚明收藏家李日華在他的日記中提及，這類偽托名家的《清明上河圖》，在北京雜物鋪即可買到，每卷不過價值一金而已。

一金，即一兩白銀，在晚明時期，這大概相當于一石米的價格。盡管俯瞰紅塵眾生只需要不過一金，但可以肯定的是，畫中絕大多數被俯瞰的紅塵眾生，是消費不起這“一金”的。就像那個挎著蘆花雞和肥鵝的男子，如果他在地上撿到一兩白銀，他大概會興奮得整夜睡不著覺。

清人《金瓶梅》敷色本插圖，請注意圖中眾人衣著服飾，可以從華貴程度分辨出不同的階層。

《金瓶梅》可算是晚明紅塵俗世生活的縮影，西門慶生藥鋪聘請的傅伙計，每月的月銀才不過二兩，而他找來做文書的溫秀才，月銀才不過三兩。這樣的一幅畫，相當于傅伙計半個月的工酬，抑或是溫秀才幾案忙碌十天的所得。

不妨再對照一下《醒世姻緣傳》中記錄的各樣什物的價格，或許能對畫中描繪的絕大多數人的境況有更多了解。譬如畫中成衣鋪中販賣的衣服和布料，青布夾襖每件四千五分，潮藍布每件三錢二分，綠梭布每匹四錢五分。向前看，有一群小孩正在私塾里念書，他們的學費是每月五分，私塾里有八個孩子，那么這位老師一個月能拿到的學費不過四兩。在私塾旁邊的一戶人家，他們的小院如果是租住的話，那么“賃三間小房連家具每月一兩”。一家三口每月生活費，差不多也是一兩。一兩銀子的一幅畫，對他們來說，就像是今天我們拿出一個月的生活費去買一個卡通人物的爆款公仔一樣，下場可想而知。

畫中的紅塵眾生，大都只有被俯瞰的資格，那么有資格居高臨下俯瞰他們的人，畫中倒也出現了，畫面中間有一幢門前立有“學士”牌坊的宅院。居住在這般府邸的主人，自然不會因為一兩銀子撓頭。只是畫中但見宅院深深，樹木掩映，主人卻不見蹤影。

這似乎表明有資格俯瞰紅塵眾生的人，是不能被俯瞰的。但事實上，畫家倒沒有如此勢利，在大街上，我們看到有仆從撐傘隨侍在旁的騎馬官人，而在一座匾額題為“武陵臺榭”的小樓上，身著朱紫青色袍服、頭戴紗帽的縉紳官員，正在欣賞歌姬樂舞，欣賞這樣的一場歌舞表演，總數總要百兩之巨。對他們來說，購買這樣一幅畫作，自然也并非難事。但在北京雜物鋪便能買到的偽造畫作，對他們來說，著實不屑一顧——他們不需對著畫中紅塵眾生垂眼俯瞰，他們本身已然凌駕于眾生之上。

但有趣的是，他們同樣也出現在畫作之中，在紅塵世俗的畫家筆下，他們同樣是紅塵俗眾中的一員。同樣也要接受俯瞰與審視——這或許是紅塵俗世最意味深長之處，無論貧富貴賤，至少作為紅塵中人，一律平等。

但更可能的是，在描繪蕓蕓眾生的人眼中，他們都不過是紅塵俗世的點綴而已。

明代閔齊伋刻本套色《西廂記》版畫。

市井雜音，是紅塵之眾的力量

“繪家相傳《清明上河圖》，大都摹寫都會太平之盛”。

一位畫卷的觀看者在跋語中如是寫道。是的，你、我皆是紅塵俗世的點綴，是蕓蕓眾生中的微粒，是畫卷中成百上千個人物中寂寂無名的一員。

仇英款《清明上河圖》局部，兩個打架的人在互揪頭發。

表面上看，這話說得確實不假，一眼望去，畫卷上紅塵俗世的眾人，確實猶如今天精心剪輯過的都市劇一樣，在大街上往來忙碌，各個安分守己。然而仔細觀看，就會發現并非如此。比如，就在剛才提到的那家小兒藥鋪的門口，有兩個打著赤膊的家伙，互相揪住了對方的頭發，正打得不可開交，右邊的那個，明顯占了上風，他狠狠揪住了對方的發根，而對方僅僅是抓住了他的發梢，弄得對方只得被拽著抻脖低頭，但還奮力頑抗著，于是這家伙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這般景象，真是活像魯迅筆下阿Q和小D的那場著名的決斗：

“他手里沒有鋼鞭，于是只得撲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辮子。小D一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一手也來拔阿Q的辮子，阿Q便也將空著的一只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從先前的阿Q看來，小D本來是不足齒數的，但他近來挨了餓，又瘦又乏已經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勢均力敵的現象，四只手拔著兩顆頭，都彎了腰，在錢家粉墻上映出一個藍色的虹形，至于半點鐘之久了。”

豐子愷為魯迅《阿Q正傳》所繪插圖，描繪阿Q和小D互揪辮子打架的情節。

魯迅定然沒有看過這幅畫作，自然也未必是從中獲取靈感，他筆下的這場揪辮子的決斗，自然是對身邊見聞的描摹，不然也不會猶如羽毛般精細得令人喉嚨干癢。而從某種角度上說，這幅紅塵畫卷的描繪者，或許也是刻意將自己眼中所見加入畫作之中。

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畫中這個揪頭發打架的細節的話，那么整幅畫會立時遜色不少，恰恰是這組所謂太平都會協奏曲中的不和諧的音符，為這幅畫卷更添上幾分真實氣息——偌大一個城市，豈會沒有個打架斗毆的人呢？紅塵之所以是紅塵，就在于它并非是極樂凈土般的和諧完滿，而是充滿了種種不和諧的音符的嘈雜喧嚷。晚明時期，客居北京的文士王思任，在游覽安定門外郊游勝地滿井后，如此描述他眼中的郊游人群：

“巾者帽者，擔者負者，席草而坐者，引頸勾肩、履相錯者，語言嘈雜。賣飲食者，邀呵“好火燒——好酒——好大飯——好果子——”貴有貴供，賤有賤鬻。勢者近，弱者遠，霍家奴驅逐態甚焰。有父子對酌，夫婦勸酬者；有高髻云鬟，覓鞋尋珥者；又有醉詈潑怒，生事禍人，而厥夭陪乞者……而予所目擊，則有軟不壓驢，厥夭扶掖而去者；又有腳子抽登復墮，仰天露丑者；更有喇唬恣橫，強取人衣物，或狎人妻女，又有從旁不平，斗毆血流，折傷至死者。”

詬啐的聲音、怒罵的聲音、打架的聲音，本就是紅塵市井中必不可少的雜音。因為這些爭執吵鬧發的雜音，才讓紅塵中的這些看似無有差別的眾生，成為一個個不同的個體。

晚明畫家張翀繪《田家春斗圖》，文士好像蠻喜歡描繪老百姓打架的情景。

晚明蘇州市民反抗閹黨爪牙的事跡，被改編成為戲劇《清忠譜》，是京劇中最著名的一出劇。這幅畫是老一代連環畫家陸華所繪的連環畫《清忠譜》。

記住，記住那張紅塵中的面孔

紅塵如北京暮冬的沙塵一般遮天蔽日，滾滾而來。但紅塵中人只是如沙塵之眾，卻并不是沙塵。他們形形，各式各樣，有著各自的嗜欲和想法，帶著各自的目的和希冀，在這紅塵中穿行，或相合，或相爭，或擦肩而過。一如一位旅行者描述的1935年的重慶街景那般：

“人如潮水一般地涌過去，涌過來，在中間夾雜了小販的凄絕的歌唱、汽車的吼叫，商店大廉價的嘶聲哇氣的張羅，車夫的怒罵，飲食店里堂倌的吆喝，高跟鞋蹬蹬的……絕響……混合奏出了刺耳的都市交響樂。”

20世紀初來華社會學家西德尼·甘博拍攝的重慶街景。

群像，仿佛才是紅塵眾生的標準像，但高明的作家和學者，在面對紅塵中的書寫或是研究對象時，絕不會像展開《清明上河圖》一樣，仗著自己花了區區一兩銀子，便草草一掠而過，得出一個“都會太平之盛”的粗陋印象——他們會仔細端詳每一個人物的面孔，猜想他們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有著怎樣的經歷，推想他們有著怎樣與眾相同又與眾不同的人生。

一位聰明的記述者，可以從那些最普通的面孔中，抓住一個人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有時是外貌表情，就像汪曾祺筆下的云致秋，“說著說著話，會忽然把眉毛、眼睛、鼻子‘縱’在一起，嘴唇緊閉；然后又用力把嘴張開，把眼睛鼻子掙回原處”，有時，則是言談舉止，就像老舍《四世同堂》中的小順兒媽，她的北京話：“遇到理直氣壯振振有詞的時候，是詞匯豐富，而語調清脆，像清夜的小梆子似的”。有時，甚至是一種這個人獨有的感覺，就像老舍《正紅旗下》的那位大姐，在北京冬日的西北冷風中的感覺：

“西北風不大，可很尖銳，一會兒就把大姐的鼻尖、耳唇都吹紅。她不由得說出來：‘喝！干冷！’這種北京特有的干冷，往往冷得使人痛快。即使大姐心中有不少的牢騷，她也不能不痛快地這么說出來。說罷，她加緊了腳步。身上開始發熱，可是她反倒打了個冷戰，由心里到四肢都那么顫動了一下，很舒服，像吞下一小塊冰那么舒服。”

20世紀初來華的英國女畫家伊麗莎白·基思筆下的老北京城。

如果說古代描摹紅塵俗世的畫家，為制造出作為消費商品的畫卷，在揣摩主顧心理的同時，注入自己的觀感，因此筆下的紅塵眾生顯得太過千篇一律而刻板——譬如那個打架的場景，在許多偽托的《清明上河圖》中都出現過——那么近代以來的攝影術，則多少讓對紅塵的記錄變得相對客觀。

誠然，一如那句名言“照片不會說謊，但拍照的人卻可能說謊”，攝影師可能會為達到自己的目標而擺弄攝影對象，比如讓站在鏡頭前的人穿著他平時不會穿著的衣服，做出他平日不會做出的動作，如果是有聲攝像，還可能讓他說出自己從未想過的話——這一點在當代中國號稱“真實呈現”的紀錄片中尤為泛濫。但他們可能操控某個細節，卻很難操控全體。那些抓拍的街景鏡頭，特別能體現這一點。而攝影師在拍攝這些人時，也常能抓住一些意想不到的細節。就像19世紀中葉來華的攝影師約翰·所觀察到的那樣。他在旅行拍攝中，隨身攜帶的那架照相機在當時中國人眼中被視為會妖法的奇物，因此，他也被傳成是能利用照相機攝取拍照者元氣的“番鬼”。但他發現，雖然兒童的肖像照片很難獲得，但是老年人的照片卻很容易得到：

“讓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這樣一個將孝道視為首要美德的國家，兒女們卻不介意把他們上了年紀的父母帶到洋人那于無形的神秘裝置前。為了拍攝這些照片，我付給他們一點微不足道的報酬，這些錢也許可以幫助他們購買一具棺材。”

當我們在端詳他在廣州拍攝的那張疍家老婦背著小孩子的照片時，會不由得想起他在筆記中寫下的這段話，也會注意到他在照片的旁邊寫道“照片上的老婦人和兒子一家一起生活在船上，她仍然高高興興地搖櫓撐船，幫忙補貼家用，一邊也幫著照看孫子。她背上的孩子也許是長孫，那是一家人的驕傲”——照片上的老婦臉上溝壑縱橫，似乎無悲亦無喜，背上背著的小孩子則把頭埋進阿嫲的背上。

我們在那個時代成千上萬的紅塵眾生中，發現了她的面孔，也記住了她。

疍家老婦與小孩。

光與塵

紅塵中有著眾多這樣的面孔，看似千人一面，細看又千人千面，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面孔，自己的表情、言談、舉止，以及掩藏其下的屬于自己的內心。每個人都作為眾生中的一員，奔走在這紅塵之中，四面觀望，皆是紅塵滾滾。

那些因偶然而掠過或交錯的生活，那些因機緣而別離或交織的命運，綿密如落滿灰塵的蛛網一般，覆蓋在這喧嚷紛擾的人世間。日復一日，以至于我們常常會因昨天與今天太過相似，而忘記了今天與明天會有所不同，就像我們常常會忘記，我們本是如此特殊而獨立的個體，本該和其他人并不相同。我首先是“我”，之后才可能是“我們”。紅塵滾滾而來，或許己身只是紅塵中的一顆微塵，但即使是這顆微塵，也不應就此無奈地放縱自己在時代之風中飄搖鼓蕩，因為微塵沒有自我，而人有，人會知道自己是自己。

紅塵被描繪成畫卷，紅塵被拍攝成照片，紅塵被書寫成小說和論著，或許在最末，應該展現紅塵被拍攝成的電影——這樣的影片委實太多，不勝枚舉。我們常說“戲如人生”，電影展現的是紅塵俗世中形形的人和他們的故事。但畫卷也好，照片也好，小說也好，論著也好，電影也好，乃至于這篇以紅塵俗世為題的文章，都只是對紅塵中人生活的描摹，卻并不是紅塵本身。

就像在電影院里看一場電影——或許你已經忘了最后一次坐在電影院是什么時候，但請想象放映廳中，燈光熄滅，放映機開啟，投出的光柱在屏幕上放映出活動的畫面，音響發出配合畫面的聲音，在兩個小時里，你沉浸在電影中人物的生活中，你看到了另一個與自己不同的生活，并從中尋找心靈的共鳴，就像自己又度過了一段人生——但電影只是紅塵中的幻象，就像放映機射出光柱中飄蕩的微塵，而真正的紅塵中人，是看完了這場電影的你，在你的生活中，扮演者主角，在滾滾紅塵中，是一顆名為我自己的微塵。

這便是生活，這便是交織著欲望與希望、無常與有常，卻又依然讓人戀戀不舍的人世間。

福建漳州白礁慈濟宮的賽會慶典，劉拓 攝。

文/李夏恩

編輯/羅東、劉亞光

校對/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