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195號決議-聯合國1269號決議

進入60年代后，美國開始把韓日邦交正常化作為東北亞地區的首要問題。

首先，美國從冷戰格局的需要出發，從20世紀40年代末就開始推進韓日關系和解。60年代隨著越南戰爭的不斷升溫，構筑美日韓三角同盟體系變得日益緊迫。

美國認為，要有效啟動針對蘇中朝三角的美日韓三角同盟體系，韓日必須實現邦交正常化。美國力爭把美日雙邊同盟關系與美韓雙邊同盟關系聯系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借此實現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冷戰格局。

其次，讓已實現經濟復蘇的日本分擔對韓國的經濟援助，可以減輕美國的財政負擔。國際經常收支的惡化和過度的對外援助，使美國面臨著經濟蕭條的困境。而美國在韓國每年需要花費至少3億美元，因此，美國急需尋找別的國家來分擔這一長期重任，日本自然是最佳選擇。

美國針對自身經濟實力下降、日本經濟迅速發展的新形勢，推出了把援助轉為借款，同時讓日本分擔部分經濟、軍事援助的政策。

再次，實現韓日邦交正常化，對韓國經濟發展將產生巨大推動作用。著名東亞學家、時任美國駐日大使的賴肖爾曾指出：“我就確信沒有韓日邦交正常化給韓國帶來的經濟振興，我們將永遠不可能在韓國建立穩定的經濟基礎。”美國預計，韓日邦交正常化將會給韓國帶來6億～10億美元的資金，而且以后還將繼續增長。

對于韓國來說，樸正熙政權急于改善韓日關系也有其自身原因。隨著美國對韓國無償經濟援助的減少，韓國對日本資金和技術的需求日益強烈，因此，與日本會談并盡快實現邦交正常化成為當務之急。

“一五”期間，樸正熙政權的原定目標是引進外資4.26億美元。可截至1964年末，引進的外資只達到原計劃的30%。不可否認，在當時的冷戰格局中，韓國最現實的外資引進來源就是日本。

樸正熙認為：“想要發展國家的經濟，只有這條路（韓日邦交正常化）。雖然有屈辱的一面，但如果我們不把握住這次機遇，就只能世代受著日本更大的屈辱來生活。”

《思想界》1960年11月號刊登了題為《韓日握手的必要性》的文章，認為韓國的經濟發展“就看能否與日本經濟攜手”。韓國企業界也重視邦交正常化所能獲得的資本，因而也支持韓日邦交早日恢復。就當時而言，韓日關系正常化可謂是韓國解決經濟發展資金的唯一出路。再加上美國的強烈要求，樸正熙政權對韓日關系實現正常化的就變得愈加迫切。

同樣，日本也很關注韓日關系的正常化。1961年6月，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曾向美國總統肯尼迪表示，單就維持反蘇聯盟體制一項，“日本必須對韓國進行經濟援助，相信應該提早實現邦交正常化”。

此時，日本發展成為除美國、西歐之外的另一個經濟中心的趨勢日益明顯。作為經濟中心，它也要求在自己周圍能夠形成梯狀或三級分工體系。另外，進入60年代以后，日本的重化學工業生產能力過剩，也急需開拓新的海外市場和原料來源地。

1961年11月，樸正熙與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舉行會晤。雙方商定了實現邦交正常化的日程，而后樸正熙把會談結果作為見面禮帶到美國。對此，有人甚至認為，上述邦交正常化協商才是肯尼迪邀請樸正熙訪美的最重要目的。在會晤期間，樸正熙請求美方提供“一五”計劃所需23億美元的資金援助。肯尼迪不但拒絕了資金支援請求，還強烈要求韓日兩國早日實現邦交正常化。美國的壓力使樸正熙政權更加不顧一切地要推進韓日邦交正常化。

在戰爭賠款問題上，韓日雙方仍然存在嚴重分歧。日本外務省認為最多可以賠償大約5000萬～6000萬美元，大藏省認為韓國方面的損失只有1000萬～2000萬美元，遠遠低于韓方要求。

經雙方協商，決定以經濟合作的方式加以解決。1962年11月，《金鐘泌—大平正芳備忘錄》確定對日索賠金額是“無償提供3億美元，有償提供2億美元，借款1億美元。”這是雙邊談判中取得的最具實質性的進展，因為對韓國而言，時間就是最大的成本。

由此，韓日會談的中心隨后轉移到了廢除“李承晚線”的漁業權協商方面。韓國主張把索賠權和漁業權分開處理，但日本提出如果韓國不肯放棄“李承晚線”，索賠談判也將會破裂。在日本，以社會黨為中心形成了國會內部的反對派。池田勇人首相保留了對《金鐘泌—大平正芳備忘錄》的批準。

而韓方卻越來越焦急，以致萌生了“對日屈辱外交”。韓日會談是在韓、美、日三方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舉行的。在這種情況下舉行會談韓國的地位最不利。因為即使沒有美國的壓力，韓國也不得不謀求盡快獲得日本的支援。到1964年初，雙方在其他議題上的意向基本趨于一致。因此，樸正熙宣布準備在1964年3月結束韓日會談。

韓日會談一直是以秘密方式進行的。1964年3月，韓國政府首次公開了會談情況，結果在全國掀起了強烈的反對運動。3月24日，漢城發生了自“四月革命”以來規模最大的學生示威游行。盡管張勉政府時期各種示威游行層出不窮，但唯獨沒有出現過反對韓日邦交正常化的示威游行。

在野黨領袖、大學生、中產階級結成了聯盟，樸正熙政府面臨著解放以來最大規模的大眾性反抗。在野黨和大學生反對韓日實現邦交正常化，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原因。

第一，樸正熙政府沒有認識到邦交正常化是代表國民的行為，政府始終以個人外交或者秘密外交方式處理邦交正常化問題，反對勢力對此進行了大肆攻擊。

第二，負責清算殖民地歷史問題的人是有曾經參加日本軍隊經歷的軍事政變發動者。僅從這一點來說，反對派從心理上就感覺不舒服和憤慨。反對韓日會談成為在野黨用來挽救政治劣勢的手段。

反對運動的激烈程度也超乎人們的想象。當時的政治氛圍幾乎到了談韓日邦交正常化就色變的地步，任何支持韓日會談的人都會被嗤之以鼻。連金大中也因為支持會談而被扣上“櫻花”、“接受執政黨賄賂的內奸”的帽子，他的妻子外出時也會被人罵成是“執政黨走狗的妻子”。在群情激憤的反對聲中，很少有人會認真考慮韓國可能從邦交正常化中得到的經濟利益。在日本，形勢也很緊張，反對韓日會談的運動一樣此起彼伏。

當時，樸正熙表示“我是打算拿政治生命來完成這件事（韓日關系正常化）”，外交部長官李東元也表示“即使被亂石打死也要實現（韓日關系正常化）”，這些都毫不夸張地反映了樸正熙政權所面臨的風險程度。

反對運動有愈演愈烈之勢。到5月末，第一次出現了“下野勸告”的口號。6月2日，口號則統一為“樸政權下野！”6月3日，游行隊伍逼近青瓦臺，所有道路都被示威隊伍封堵，局勢日趨緊張。國務總理丁一權勸樸正熙坐直升機出去躲避，樸正熙也曾做好下野的準備。在緊要關頭，美國派駐韓大使和聯合國軍司令乘直升機到青瓦臺，同意使用軍事力量宣布戒嚴。6月3日晚，政府在漢城地區實行戒嚴。在民眾由反日而引發的行動中，美國幫助樸正熙穩定了局勢，穩固了政權。

1964年12月，第七次韓日會談在東京舉行。促進最后一輪韓日會談啟動并迅速達成協議的國際因素是美國侵越戰爭的擴大。美國約翰遜政府為使韓國軍隊投入侵越戰爭，需要讓日本取代美國對韓國進行經濟援助。日本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也要配合美國的遠東戰略。

1964年11月，佐藤榮作出任日本首相，強調把早日完成日韓會談作為政府的“當前第一要務”。在第七次韓日會談中，與日本重視漁業問題相比，韓國更關心兩國基本關系問題和旅日韓人的法律地位問題。會談的第一階段主要解決了如下關鍵問題：（1）關于基本關系達成協議的形式與名稱。（2）關于確認舊條約無效的條款。（3）關于韓國政府的地位。這個問題雙方分歧很大，但最后達成的協議是：“確認大韓民國政府是聯合國大會第195號決議明示的朝鮮唯一的合法政府。”事后，雙方對上述文字的解釋各異。（4）領土問題。

在談判的關鍵時刻，1965年2月，以日本外相椎名悅三郎訪問漢城為契機，雙方首先就基本關系條約的內容達成一致，并由兩國外交部門的亞洲局局長草簽了基本關系條約。韓國在索賠、漁業等問題上均做出了讓步。4月，雙方在關于漁業問題、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問題、旅日韓人法律地位問題的協議綱要上簽字。

后來，雙方又經過對協議條文的反復交涉，最終于1965年6月22日正式簽署了《韓日基本關系條約》《韓日漁業協定》《韓日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旅日韓國人法律地位協定》《韓日文物與文化協定》及有關換文。

從一般國際法的角度觀察，上述文件有明顯缺陷。首先，《韓日基本關系條約》前言沒有關于歷史認識的內容，更無對韓國表示謝罪的言辭，只是在韓日外長的《共同聲明》中，日方對過去的關系“表示遺憾，做深刻反省”。

其次，“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排斥了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常關系的可能，惡化了日朝關系。再者，《旅日韓國人法律地位協定》把“旅日韓國人”定位為“多年居住日本國的大韓民國國民”，回避了他們是怎樣居住在日本的問題。

顯然，“這體現了日本政府的意志，即故意無視由于日本對朝鮮殖民統治的結果所形成的旅日韓國人的特殊性，把他們當作一般外國人處理”。

簽字的當日，韓國爆發了大規模反對“對日屈辱外交”、批判條約排斥北部和使半島分裂長期化的群眾示威。他們譴責《韓日關系基本條約》是第二個《乙巳保護條約》，稱樸正熙與金鐘泌是“第二個李完用和第二個宋秉畯”。韓國國民對關系正常化的反應是“不能不改善，但得投反對票”。

事實上，反對勢力雖然批判樸正熙政權在會談中采取妥協的態度，但并不否定關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在日本，社會黨、和總評等左翼力量也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對運動。盡管如此，12月18日，雙方在漢城交換了批準書，《韓日基本關系條約》與其他協定正式生效。

韓日關系正常化加深了兩國的雙邊經濟關系。《韓日請求權與經濟合作協定》規定：今后10年間，日本向韓國提供總額價值相當于5億美元的請求權資金和3億美元以上的商業貸款，并設立韓日定期閣僚會議負責實施。但是，關于請求權的概念，雙方的理解大相徑庭。韓國認為是賠償，日本則理解為經濟合作的同義語。實際上，由于日本已經過渡到執行以財政盈余輸出為主導的發展戰略，這等于是對韓國的經濟擴張。

《韓日關系基本條約》和其他四個協定的締結對密切韓、日、美之間的戰略關系具有決定性意義。日本借助上述條約和協定，通過分擔對韓國的援助進一步增強了與美國的緊密關系。同時，韓日關系的改善有助于加強美國對韓國的軍事保護，而落實韓國向南越派兵，又能提高韓國在韓美關系上的“發言權”。

發展“韓日特殊關系”是樸正熙修正外交政策和推進多元外交的基礎。韓日邦交正常化是樸正熙發展模式正式走上軌道的決定性契機。客觀來講，韓方更迫切地希望能夠盡快達成協議，以使韓國的經濟發展能夠尋求美國之外的另一個支撐點，并且，樸正熙集團同日本實力集團有良好的個人關系。

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樸正熙政權始終重視對日關系。日本也非常重視發展對韓關系。兩國建交后，雙邊關系全面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韓國人最終認識到了樸正熙政策的前瞻性。

姑且不論地區安全和拉近與美關系等軍事戰略方面的利益，單就與日本實現邦交正常化給韓國帶來的經濟利益一項，其成就便不可小視。據統計，從1965年韓日關系正常化到1973年，日本向韓國提供了商業貸款6.74億美元和政府貸款4.16億美元。日本在韓國的投資額，1971年為4200萬美元，占韓國外資總額的35.4%，1979年時則上升到5.9億美元，占外資總額的59.8%。

由此，日本不僅取代美國成為韓國獲取外國貸款的最主要來源國，而且也是韓國引進新技術和對外貿易的主要伙伴。同時，雙邊貿易發展迅速，1965～1969年，韓國對日出口增加了2.5倍，進口增加了6.7倍。韓日經濟緊密聯系直接加強了韓日間的整體關系。當然，韓日關系的正常化也并不純粹只是給韓國單方面帶來了利益。

韓日外交關系正常化除給韓國帶來好處外，還應當看到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主要指的是，韓國對日本經濟援助的依賴和巨額的對日貿易逆差。從此，韓國在對外關系上呈現出在政治和軍事上依附于美國，在經濟上依附于日本的雙重依附結構。

韓日邦交實現正常化以后，日本起到了資本供應者的角色。韓國形成了以日本為資本供應者、以美國為主要銷售市場的韓國—美國—日本的經濟增長三角貿易結構，為經濟起飛提供了重要條件。也就是說，沒有日本所起的供應者作用和美國所起的吸收者作用，韓國的外向型出口主導戰略是難以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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