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記者 楊迪

作為中國最早發現并進行科學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水洞溝遺址以其特殊文化內涵和與西方文化的密切關聯，在世界、特別是東方史前人類和環境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影響，是國際史前研究的一顆“璀璨明珠”。

水洞溝遺址如何被發現、發掘？為何說水洞溝是東西文化交流中的閃光點？百年來，水洞溝遺址為現代人類起源帶來哪些新發現？日前，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李昱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此作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水洞溝是如何被發現、發掘的？

李昱龍：水洞溝遺址位于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是中國最早發現并進行科學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在被發現以來的一百年間，水洞溝遺址共進行了六次發掘。

1923年，法國著名古脊椎動物學家、地質學家和古人類學家德日進和法國著名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桑志華在調查鄂爾多斯地區的舊石器和古生物時，在水洞溝邊溝河兩岸發現了許多舊石器標本和動物化石、鴕鳥蛋皮等。同年夏天，德日進和桑志華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很多石制品，相關成果發表在1928年出版的《中國的舊石器時代》一書中。這是水洞溝的第一次發掘。

新中國成立后，水洞溝遺址又經歷了多次發掘。1960年，中國和蘇聯共同組建的古生物考察隊，對水洞溝遺址第一地點開展了大規模發掘，發現各類標本近2000件；1963年，中國學者裴文中領隊，開展了第三次發掘；1980年，寧夏博物館和寧夏地質局區域地質調查隊對水洞溝遺址第一地點進行發掘，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出版了水洞溝的第一本發掘報告；2003年到2007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合作，開展為期5年的大范圍發掘，構建了從水洞溝第一地點到第十二地點、從距今4萬年到1萬年的文化發展序列；2014年到2022年，通過現代技術對水洞溝遺址進行發掘與保護。

中新社記者：在水洞溝的發掘、研究過程中，中外考古學家如何合作交流？

李昱龍：水洞溝遺址的發掘與研究，離不開中外學者的合作與交流。

1923年，德日進、桑志華發現水洞溝遺址并開展首次發掘后，很快就將相關材料、成果通過發表論文、出版書籍的形式，讓全世界的學者及時得到最新調查信息。

1960年，新中國成立后對水洞溝遺址開展的第一次發掘，由中國和蘇聯的專家合作進行。

進入21世紀以后，水洞溝遺址的發掘由中國科研機構主持，也有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學者來到水洞溝遺址，一起參與田野發掘和學術研討，也為水洞溝遺址的研究提供了必要幫助。

2013年，中國舉辦了水洞溝遺址發現90周年紀念大會及相關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13個國家的學者參與，探討了東亞和歐亞大陸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之間的關系。

在學術期刊方面，中國學者和國外學者發表的關于水洞溝遺址的研究成果亦不勝枚舉。可以說，水洞溝遺址研究，是在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共同努力下進行的。

中新社記者：水洞溝如何見證東西方史前人類文明交流？

李昱龍：水洞溝遺址共分為十二個地點，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由德日進和桑志華所發現的第一地點。

1923年，德日進和桑志華在水洞溝遺址第一地點發現了一批古人類制作和使用的石器，令他們感到驚訝：在中國的西北腹地，竟然發現了和莫斯特文化(最初發現于法國莫斯特，屬歐洲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址，距今約20萬年～3.5萬年)相一致的石器形制和技術，又稱為勒瓦婁哇技術。

為什么在中國腹地，會發現勒瓦婁哇技術？這一發現為學界帶來了很多遐想與線索。近幾十年來，隨著東亞地區類似遺存的不斷發現，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從歐洲、西亞到中亞、東亞地區，可能存在著一條東西方人群交流的通道，其年代遠早于絲綢之路，水洞溝遺址正好處在這條通道上非常重要的位置。

據目前考古發現，學界推測水洞溝第一地點的人群應從舊大陸西側遷徙而來，遷徙原因可能和環境變化有關。而隨著考古發掘不斷深入，人們對水洞溝遺址第一地點有了更科學客觀的認識。從年代來看，第一地點位于由莫斯特文化向奧瑞納文化(最初發現于法國南部奧瑞納克山洞，屬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距今約3.6萬年～3萬年)轉變的中間時期，人們把這一階段稱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從石器技術來看，水洞溝第一地點發現了典型的勒瓦婁哇技術，利用勒瓦婁哇技術剝制石葉是水洞溝第一地點最典型的特征。

中新社記者：水洞溝遺址有何特殊性？為何說它是國際史前研究的一顆“璀璨明珠”？

李昱龍：如上所言，水洞溝第一地點的人群可能與舊大陸西側古人類的遷徙有關。但是，與水洞溝第一地點隔河相望的第二地點，則展現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文化性質。

第二地點的石器技術被稱為“小石片技術”，它是由中國本土人群發展演變的一種石器技術。簡單來說，水洞溝第一地點代表了西方人群的遷徙，第二地點則代表了本土人群的連續演化。當然，兩者生存的年代可能有所差異。

無論是第一地點還是第二地點，其所處時期都是現代人行為出現的重要時期。和早期古人類相比，彼時的人類在認知、體質、審美觀念等方面都有很大進步。

關于現代人起源的假說，西方學界提出“夏娃理論”，認為：地球上的各個人種，都是二十萬年前左右被稱為“夏娃”的某個非洲女性祖先的后代，“夏娃”的后代離開非洲，擴散到歐洲、亞洲等地，取代了當地原有的人群，而歐洲、亞洲原先的人群并非現代人類的祖先，它們與現代人類之間沒有關系，這種理論也被稱為“替代論”。

但一些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現代人類的起源呈現本土“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特點，即：中國早期的人類沒有被從非洲遷徙而來的人類滅絕，而是在這片土地上連續演化發展，形成了現代人類。水洞溝遺址第二地點為這一假說提供了很好證據，證明以“小石片技術”為代表的中國本土人群，一直在生存演化，并且出現了典型的現代人行為特點，而第一地點又證明了中國本土人群并不封閉，也有西方人群來到這里，可能和當地人群有過互動。

如今，隨著更多地區相關遺址的發現、發掘，中國學者提出的現代人起源理論越來越受關注。可以說，水洞溝遺址的影響不僅屬于中國，也透達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李昱龍，北京大學考古學博士，中國考古學會舊石器專業委員會委員，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舊石器時代石器技術，中國北方舊石器時代晚期古人類行為等。參與河南老奶奶廟遺址、西施舊石器遺址、新疆通天洞遺址、廣東青塘黃門巖遺址、寧夏靈武水洞溝遺址等多項中國重要舊石器遺址發掘與研究工作。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出版專著1部，發表相關論文1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