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倪偉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著名翻譯家李文俊于2023年1月27日凌晨3時30分在睡夢中安詳離世，享年93歲。

李文俊以福克納譯者的身份廣為人知，他翻譯的福克納作品《喧嘩與騷動》《押沙龍，押沙龍！》《我彌留之際》《去吧，摩西》《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大森林》等廣受讀者歡迎，他還翻譯過愛麗絲·門羅的《逃離》、塞林格的《九故事》、麥卡勒斯的《傷心咖啡館之歌》、簡·奧斯汀的《愛瑪》等，并著有《縱浪大化集》《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滿意足》等。

李文俊1930年生，廣東中山人，1952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新聞系。他上世紀5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1994年獲中美文學交流獎，曾任《世界文學》主編、中國譯協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對外文化交流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李文俊率先將《變形記》翻譯進國內，成為西方現代文學大規模翻譯的標志性事件，影響了一代中國作家。莫言、余華等作家都曾談及李文俊譯作帶來的沖擊。

李文俊晚年翻譯了一些輕松的兒童文學，八十幾歲之后身體不濟而停筆。他深居簡出，不問世事，對成就十分謙遜，他覺得后人的翻譯一定會超過他，“我的作品遲早要淘汰的，年輕人可以踏過我們腳印繼續往前走”。

李文俊喜歡新的寫法，這也是他喜歡福克納的原因。他認為如果文學的寫法沒有變化，思想藝術不會進步，翻譯也要應時而變，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文學趣味，語言和翻譯方法總會改變。

2021年7月，《中國新聞周刊》曾在李文俊家中做過一次采訪，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記者：你翻譯的作品里，最滿意的是什么？

李文俊：談不上滿意，跟原作一比，沒什么光彩的。我翻譯的東西，一個是以福克納為主，他的好幾本都翻譯出來了，太累了。后來也翻譯一些兒童文學，《秘密花園》等等，《愛瑪》我也喜歡的，加拿大的門羅也翻譯了。

記者：翻譯《喧嘩與騷動》是不是很辛苦？

李文俊：《喧嘩與騷動》是上班那時候翻譯的，都是回家以后、周末的時候翻譯，上班的時候做《世界文學》編輯，后來做主編了，更不能做壞榜樣。好在我們不是每天去，我每天去半天，下午就回來了，因為很多稿子能在家看，一直有這樣的傳統。

記者：你喜歡福克納的什么特質？

李文俊：福克納已經翻譯得差不多了，他也不是每本都好，不大喜歡的我就不翻。福克納講的都是舊的事情，但他是站在批判過去(的角度)，批判農奴、黑奴的社會，他作品里面對優秀的黑人都非常熱愛，他自己家里的老傭人當媽媽一樣養著。

記者：福克納的東西據說很難翻？

李文俊：他的句子很長，傷腦筋，曾經覺得很難，后來知道他的路子，稍微能夠理解，多花點時間，改改，達到比較符合原文的程度。最難的是《押沙龍，押沙龍！》，心臟病都犯了，也不能怪他，我自己心臟有毛病。

記者：福克納的南方語言對你有挑戰嗎？

李文俊：翻譯福克納主要是搜集資料比較困難。他用的語言、南方的風俗，都有一般外人不容易知道的參考書、字典，在美國可以買到，有一年去加拿大，從美國經過，我專門去買了。一個普通的英文字，到黑人那里有別的意思，外國人有專門收集資料。也有外國福克納專家給我幫助，把困難一點一點解決。都會有困難，不是憑才氣可以解決的。

記者：你后來關注過別的翻譯者的新譯本嗎？

李文俊：現在翻得多了，福克納已經得到承認了。《喧嘩與騷動》有重新翻譯的，現在還有新的譯本嗎？哦，他一定比我翻得好，希望他成功了。我是無所謂，誰能超過我，我求之不得，歡迎。

沒有一個人能說我的翻譯永遠能夠存在，大多數人還是會喜歡新出版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青年人的趣味，新的文學的感覺，這是一定的。其實總是貼不近的，兩種語言、兩個時代、兩種環境，能夠盡量讓讀者了解當時的外國人是怎么生活，有什么想法，能夠感覺出同情或者憎恨，跟著走，那也不錯了。魯迅翻譯的《死魂靈》，郭沫若翻譯的《浮士德》，都給取代了，使用語言、翻譯的方法，總要改變。

記者：卡夫卡的《變形記》最早也是你翻譯的，那是德語寫的，怎么想起翻譯那篇？

李文俊：《世界文學》復刊第一期發表的《變形記》，我眼光比較厲害吧。那篇偏向于頹廢，但后來大家看法改變了。我在中國第一個介紹的，因為從英文材料里看到了，外國人非常重視，我就從英文本翻譯過來，我太太(編者注：張佩芬，德語翻譯家)從德文給我校訂了，沒什么大改。1979年發表的，作家看了以后，都很受啟發。1982年我們發了《百年孤獨》，年底馬爾克斯就得諾貝爾獎了。很多都是我們先發表，后來再得到世界承認。

記者：你在讀者心中地位很高的，什么時候覺得自己成名了？

李文俊：我這個人不大喜歡出風頭，安安定定，生活得下去，有點稿費就行。以前還要養老人，現在小孩也不用管了，無所謂了，從來不去看銀行里多少錢，夠用就得了。自己閑下來就看看報刊，看看過去人家送給我的東西。名氣不想太多了，一出名就得符合正確的路線，我現在比較自由，想怎么做怎么做，不宜公開的我就不發表。

記者：翻譯給你帶來的收益大嗎？

李文俊：福克納的書訂合同一萬冊以內，千字多少錢，再版如果超過訂的數目再訂合同，再給一次稿費。《逃離》我是在門羅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翻譯的，后來得獎火了，賣得很多，我抗議不服，跟出版社反映過。我不找他們，他們不會找我。背后是一個商業公司，跟出版社合作，他們不是搞文學的，搞商業的，最后給我補了三萬塊錢。

總的來說收益不會太多，我也沒地方用，能過生活就行了。

記者：大家都把翻譯家成為“盜火者”，感謝你們在那個年代引進外國著作的貢獻。

李文俊：我沒太大的野心，絕對不想做權威，大學里面那些老師都比我們高明。沒做什么有意義的事情，就是一個普通的人，混口飯吃，做一點喜歡的事情。最近要想比我譯得好得多，也不大容易，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大家承認我曾經是一個優秀的譯者就行了，以后總會要超過我的。那無所謂的，本來就是小人物。

盜火者，我對自己不會估計這么高，不可能有那么大影響。中國的改變要靠有哲學思想和政治理念的人來做，文學不是走在前面，是走在后面的，不可能寫一個東西引導社會，如果有人能做到，一定也有道理，我做不到，沒有這樣的野心。

記者：現在跟老同事、老朋友們來往多嗎？

李文俊：老朋友死了的不少，傅惟慈、梅紹武、董樂山他們都去世了，(剩下的)我最老了。現在過過太平日子，兒子每月去醫院給我領藥。朋友送給我的書翻翻，也沒有人給送書了，我現在跟社會沒什么聯系了。我姐姐妹妹都是搞音樂的，我小時候也對音樂很喜歡，一度想學唱歌，有鼻炎就放棄了，買了不少唱片錄音帶。眼睛看太多書也不行了，沒事就聽聽音樂。

我不上網，學過一陣子沒學會。我不想知道外面的事情，手機也不用，我趕不上時代了，你來找我，是上當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