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夢夢見汽車找不到了-夢見汽車找不著了
這是一個倒霉之章，壞運氣的故事并不總是那么有趣，但我寫這個章節是因為我想讓大家看看在戈壁灘開汽車會遇上怎樣的麻煩事。我們去了庫倫，路上我們幾乎沒有拍照，我開始感覺到在蒙古開車如同和在第五大道[1]上開車是一樣輕松的，我們在路上沒有看到交通警察，因此無須靠右行駛。戈壁沙漠上更沒有交通擁堵。當我們在路上遇到駱駝商隊或一排牛車的時候，我們肯定有足夠的空間通過，四處可見的奔跑的動物讓道路變得四通八達。
我們的汽車“呼嚕”一下熄火了，然而維修店似乎距離我們還很遙遠，所以尋找維修店也變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回程的路上，情形變得大不相同，我知道在沙漠中獨自行進而汽車卻出了故障的話，那將會是很嚴重的問題。除非你是一個專家機械師，有各種各樣的備件，不然你可能不得不步行三四十英里到最近的水域，在那兒等待很多天直到有人來幫助你。
然而我們是幸運的，對于汽車的修理，曼和古普第爾幾乎無所不知，他們在分析了汽車的狀況后，都有能力用錘子和螺絲刀處理汽車的任何故障。
在離開庫倫后的第4天我們踏上了重返庫倫的道路，查爾斯·科爾特曼帶上普賴斯先生，科爾特曼太太，馬門太太一同踏上行程。作為古普第爾先生的精神與生活的伙伴，我在后頭開第二輛車，一名受傷的俄羅斯哥薩克信使和一名法籍捷克信使坐在車后座。第三輛車是木質車身的福特汽車，它是為了有更多的承載空間才設計成這樣的，但它看起來又像一一堆矮草垛，幾乎可以被稱作“痛苦之盒”。司機老王載著馬門家的中國男傭和阿媽[2]，車上是裝著雜物的行李。
早上，當我們出發的時候，天灰蒙蒙的，一陣刺骨的北風襲來，甚是寒冷，預示著下個月的時候整個蒙古都將在寒冬里度過。我們向東邊的山谷行進，越過土拉河到達了一座俄式橋梁，繼續向南行進便到了通往卡爾干的道路。
當我們到達第二長的山脈[3]頂峰的時候，在冰川的爆炸聲中寒風掃過，不知從車里的哪個位置傳來刺耳的碰撞聲，隨后便是持續的“砰”“砰”“砰”的聲音。“毫無疑問是連接螺桿出了毛病”，古普第爾說：“我們要阻止它。”當他爬到車下時，發現他的判斷是正確的，他說了其他的一些話，這些話便于他思考。
除了用一根備用的連接螺桿替換原來損壞的零件外別無他法。在接下來寒冷的3小時里，古普第爾和曼躺在車底下修車，我們其余的人只能在旁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然而一場惡劣的蒙古風暴席卷而來，讓我們的處境雪上加霜。下午3點，我們準備次日出發，那晚我們的營地距離庫倫僅有60英里。
第二天，當我們經過都靈時，捷克人指出了那個他躺了三天三夜的地方，當時的他鎖骨骨折，肩膀脫臼。他帶著重要公文，開著一輛載著乘客的中國公司的汽車從伊爾庫茨克來到這里，艱難地在庫倫和卡爾干之間為過路的旅人提供搭便車的服務。和往常一樣，這位土生土長的司機以每小時35英里的速度開著車，當時他實在不應該開車超過20英里。結果其中一個前輪打滑，汽車完全轉向，造成了1人死亡，捷克司機自己則受了重傷。三天后，一輛車帶他回到庫倫，一名醉酒的俄羅斯醫生將他的骨頭錯誤復位。哥薩克人則是在俄羅斯前線的激戰中中了兩槍，盡管他的傷口剛剛愈合，他卻還和北京特派員一同騎行了300英里。
我的兩個乘客都很高興逃離了中國汽車，因為這些事故是必然的，而非個例。在庫倫，每年都有19輛汽車被撞得粉碎，扭曲的金屬躺在路面上。這些事故的發生大多與司機脫不了干系，雖然這些人可以駕駛汽車，但是他們沒有經過系統的培訓，完全無視汽車發出的危險信號。此外，所有的中國人都愛秀車技，司機喜歡在路上飆車，而這本需要他們足夠專注、多加練習。路面上深深的車轍是一種持續的威脅，因為兩個車輪之間的道路往往是光滑細膩的，但是一塊石頭或一叢草就可以讓車輛翻覆。即使最謹慎的司機駕車的時候，事故也會發生，因此在蒙古開車絕不是沒有危險，也非總讓人心情振奮的。
大約在第二天下午3點的時候，我們看見痛苦之盒發出瘋狂的信號，痛苦之盒落后于我們不再行進，看來是右后輪壞了，汽車再也走不動了。查爾斯在修理輪子的時候，我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只能在此露營。古普第爾和我跑了20英里尋找水源卻沒有找到，我們均分了剩下的水，但第二天早上當我們喝完僅剩的水的時候，我們發現中國人為自己多準備了兩瓶水。這個教訓讓我在次年夏天有了收獲。
第三天中午，痛苦之盒艱難地繼續行進，但是當我們到達圖林南部大草原中部的水井的時候，那個水井已經被廢棄了，因此我們去沙漠中部的烏德電報站，在那里馬門拿來一個庫倫的備用輪胎。
第四天，我的汽車的連接螺桿又出了更多問題，我們在井旁坐了兩小時重裝了汽車的故障位置。這件事不再是一個笑話了，尤其是科爾特曼和古普第爾，因為他們現在要修車了。此時的他們幾乎無法辨認污垢和汽油，他們的手被割傷，起了水泡。但是作為男人他們勇敢地堅持了下來，每當汽車出現一次故障，古普第爾便愈是發表振奮人心的演說。
我們在烏德和噴赤河的中間路段看到了兩輛汽車從南面逼近。我們確信他們是外國人，當他們停在我們車邊時，一個高個子年輕人走到我的車前。“我是蘭登·沃納，“他說。我們握了手，好奇地看著對方。沃納是賓夕法尼亞博物館的考古學家和館長。十年來，我們在一半的東方國家玩捉迷藏，似乎注定不會碰面。1910年，我乘船到了琉球群島的那霸的一個古樸的小鎮，那是一個被遺忘的東方國度。由于那里很偏僻，自1854年以來很少有外國人能夠找到這個地方。1854年，佩里司令在華麗而又古老的首里宮中與那霸國王談判有關簽訂條約[4]的事宜。就在我到達這里的幾個月前，蘭登·沃納在一次集體旅行中拜訪此地，當地人當時還沒有停止談論那個給他們帶來新環境的陌生的外國人。
不久后沃納比我先到了日本，1912年我跟著他去了韓國。1918年分道揚鑣的時候，我去了阿拉斯加，但是我在去阿拉斯加的路上在中國與他再次相遇，1916年，就在我和我的妻子離開云南的時候，我在波士頓又遇到了他，當時我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奇怪的是，十年后我們又第一次在戈壁沙漠中相遇！
沃納在去庫倫的途中遇到了兩名去伊爾庫茨克的捷克官員。我們告訴他們有關戰爭的最新消息，而他們厭惡地意識到如果他們再等兩周，他們就可以乘坐西伯利亞鐵路向西開往鄂木斯克的火車，在外貝加爾地區攻擊捷克人和布爾什維克人。在半個小時的談話后，我們開車朝相反的方向離去。沃納最終到達了伊爾庫茨克，沿途和布爾什維克人還有過一些有趣的經歷，我直到去年（1920年）3月再次看到他，是他在我們剛剛返回紐約的時候拜訪了我在美國的博物館辦公室。
當我們到達噴赤河的時候，我們的汽車故障終于結束了，但車剛剛開出10英里以外，我的車無法通過一個砂坑，我們才發現這里遇到的麻煩是與之前不同的。我們不得不拆除汽車尾部，科爾特曼和古普第爾幾乎灰心喪氣。由于我到日本有急事而不能耽擱，我必須盡快趕到北京。查爾斯決定送我一程，普賴斯、捷克人、哥薩克人也搭上了這輛車，古普第爾則留下來與兩位女士修理我的車。
普賴斯和我開車回到噴赤河，在那里我們得到了供應考察團的額外的食物和水，我們向卡爾干發出電報請求援助。根據計劃我們第二天一早就要到達黑麻胡村的任務站，因此我們只喝了一點茶，吃了通心粉和兩個罐裝香腸。
我們離開故障汽車還不到500英里，就發現我們的汽車沒有油了。由于無法繼續行進，我們唯一的選擇便是等待我們聯系好的來自卡爾干的救援團隊。就在這時，汽車搖晃著又發動了起來，我們上了坡，看到了白色的帳篷和吃草的駱駝。當然，蒙古人會取用羊的脂肪，為什么不用這種油呢？！商隊的領隊向我們保證他有大量的這種脂肪，10分鐘后，一大罐油從被火炙烤的羊身上瀝了下來。
我們將這些油倒到了汽車的發動機里，高高興興地上路了。但是我們愉快的旅程還遇到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由于我們一路都在趕路還沒吃早餐，當烤羊肉的香味從發動機里傳出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我們都餓了。干通心粉很難煮熟，而香腸要留到晚餐再吃。整個下午那誘人的香味在空氣中彌漫，我似乎聞到了薄荷汁的味道。
6點，我們看到了第一個蒙古包，我們在那里買了一些干糞，這樣我們就可以節省生火的時間了。汽車的燈光失去戰斗力，月亮過于微弱以至于我們沒有足夠的光線安全地通過，所以我們在天黑后不久停在了小山包的頂上。這樣在早上發動機仍然冰涼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節省時間和力量把車推下山坡。
令我感到厭惡的是我發現我們購買的干糞混著許多塵土，這樣的干糞是不會燃燒的。經過半個小時的徒勞的嘗試后，我最終放棄了，我們分食了冰冷的香腸罐頭。對四個饑餓的人來說，這是一頓少得可憐的晚餐，我回到睡袋里，夢見烤羊肉和薄荷汁。當哥薩克軍官發現他沒有茶喝的時候，他像一個吃不到棒棒糖的孩子。他想睡覺，卻睡不著，半小時后，我睜開眼睛，看到他趴在地上吹著一塊干糞，他說干糞發出了微弱的光芒。在兩個小時的時間里，俄羅斯人一直看護著那團火，直到鍋里的水達到沸點，他堅持讓我們醒過來分享他的勝利成果。
第二天中午，我們到了軍臺，比利時牧師韋恩給我們36小時以來的第一頓飯。捷克信使決定留在黑麻胡村，第二天再乘坐馬車走，我們立即開始以每小時40英里的速度騎馬到了卡爾干。持續不斷的雨，下午2點開始下雨，這場雨持續下了半小時后，我們渾身都濕透了；我騎著一只丑陋的灰色的小種馬，左腿邊掛著雄鹿腿，漫長且艱難地爬上了山到達了關口，我以為我不需要繼續這樣行進了。在關口的山腳，我們停在一個骯臟的旅館里，那里的人告訴我們說我們是無法到達卡爾干的，因為卡爾干的大門已經關閉，早上才開。我們除了在客棧過夜以外別無選擇。由于他們只有一堆草來燒火，一燒就燒完了，我們只好穿著濕透的衣服，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瑟瑟發抖。
哥薩克人只說蒙語和俄語，而我們根本聽不懂，我們無法將我們的計劃告訴他。最后，我們發現一個會講蒙語的中國人，便同意讓他充當翻譯。在客棧的當地人不明白為什么我們無法和哥薩克人交流。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說同樣的語言嗎？普賴斯先生努力解釋說俄語和英語之間的關系和漢語和蒙古語一樣，但他們只是笑著搖搖頭。
早上灰色小種馬踹了我一腳，我動彈不得，艱難地騎到了馬背上，但我們在8點仍然到達了卡爾干。不幸的是，哥薩克把他的行李落在了馬車上，行李里還有他的護照，關口的警察不讓我們過去。然而普賴斯先生聲名在外，他愿意承擔責任保證哥薩克人的名字在美國公使館的名列，但警察由于不滿大清早被吵醒而拒絕讓我們進入。
他們的態度顯然是荒謬的，我們決定自己來解決這件事。我們在房子外圍漫步，突然跳上我們的馬。哨兵們試圖抓住我們的韁繩卻失敗了，我們騎著馬在街上飛奔。在市中心的另一個警察局，我們不可避免地遇到馬路對面的一排士兵。我們在門口的朋友們提前打電話叫士兵讓我們停下來，而我們毫不猶豫地繼續騎著馬兒穿過那群灰色制服的警察。他們揮舞著手臂，大叫著讓我們停下來，但我們絲毫不顧他們，他們不得不跳到一邊，以免被撞倒。當這些中國士兵試圖逮捕我們的時候，他們的場面很可笑，我們哈哈大笑。想象一下如果你在第五大道無視交通警察的信號會是什么樣！
盡管官員們知道他們可以在科爾特曼先生的家里找到我們，但我們再也沒有聽說到這件事的后續。這顯然是一個有關個人素質的問題，負責看門的警察意識到這并非一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在洗完澡和刮胡子之后，我們去了北京。查爾斯和古普第爾急著去北京，因此我們的這輛車在尚未完全修好的情況下就繼續行進，導致車輛無法正常運作。而由于誤解，救援團隊只走到關口等待我們的到來。不過他們最終發現有必要租三匹馬把車輛拖到任務站，到此為止倒霉之章結束了。
[1] 第五大道：第五大道（Fifth Avenue），是美國紐約市曼哈頓一條重要的南北向干道，南起華盛頓廣場公園，北抵第138街。（譯注）
[2] 阿媽：原文是‘Amah’，多指年歲較大的東方國家的保姆、奶媽。（譯注）
[3] 第二長的山脈：喀喇昆侖山，是世界山岳冰川最發達的高大山脈，亞洲著名山脈之一，僅次于美洲科迪勒拉山系的安第斯山脈。（譯注）
[4] 條約：1853年5月26日（咸豐3年4月19日），美國司令馬休·佩里初次率“薩斯凱哈那”號巡洋艦”等4只美國軍艦進入那霸港，5月28日會見琉球國總理官摩文仁按司尚大模。1854年7月11日(咸豐4年6月17日)，美利堅合眾國與中國藩屬琉球國簽署《琉美修好條約》。（譯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