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康斯坦丁·格奧爾基耶維奇·帕烏斯托夫斯基

對勃列日涅夫而言，新的任命乃是一次晉升，盡管職務本身并無實權。所有的決議均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通過，最高蘇維埃只不過使其發生法律效力而已。

然而主席的地位使勃列日涅夫成為舉國聞名的人物，他的照片開始在報紙上和新聞紀錄片中出現。

他喜歡頒發勛章，表示祝賀，舉行招待會。勃列日涅夫感到驕傲的是，他曾為首位宇航員加加林頒發金星獎章。

赫魯曉夫（中）、勃列日涅夫（右二）等蘇共中央領導人與登上太空第一人加加林及其父母在一起。

可是，他最早為其頒發蘇聯英雄金星獎章的人之中，卻有暗殺托洛茨基的兇手西班牙人梅卡德爾，此人在墨西哥蹲過20年監獄。

1960年5月31日，簽署了為其頒獎的密令，6月8日勃列日涅夫向被秘密接到蘇聯的梅卡德爾表示祝賀。

勃列日涅夫有了機會常常出國，在國外他受到禮儀周全的隆重接待。他開始獲得外國獎章——幾內亞共和國獨立勛章、印度尼西亞一級星形勛章、南斯拉夫一級星形勛章。

勃列日涅夫出國時，為他駕駛飛機的是首批噴氣式客機圖-104的試飛員布加耶夫，將加加林從拜科努爾 載回莫斯科的也正是布加耶夫。

勃列日涅夫喜歡講述飛赴幾內亞和加納期間，一些不明國籍的殲擊機曾圍著他的飛機繞圈子，但布加耶夫巧妙地讓飛機擺脫了這一危險局面。

勃列日涅夫成為總書記之后，不僅讓布加耶夫擔任民用航空部長，而且晉升他為空軍元帥。布加耶夫兩次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

勃列日涅夫邀請老相識契爾年科加盟工作。契爾年科卻不喜歡所推薦的這份差事。他在蘇共中央主管意識形態。戈利科夫卻說，是他將契爾年科拉來莫斯科的：

“契爾年科跑到我這里來懇求說：‘幫幫我。一些摩爾達維亞人來找我，說我已經占著位子八年不動了，幫我隨便找個去處吧。’”

1956年他被任命為蘇共中央宣傳鼓動處處長。9月8日他簽訂了一份《保證書》：

“我，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鄭重保證：作為蘇共中央機關的在職工作人員，抑或解職之后，都將對有關工作的資料和信息保守最嚴格的秘密，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宣揚和將其告知任何人。”

契爾年科在老廣場上站穩了腳跟。然而勃列日涅夫突然來電話，讓他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辦公廳主任。按官階表而言，這是降級使用，該職務也缺少前途，而且總的說來，干嗎要離開中央委員會……

一名下屬遇到契爾年科正在痛苦地思索：“我的這位上司坐在那里，雙手托頭，愁眉不展，都快哭了。他突然對我說起勃列日涅夫向他推薦的工作。他一向只有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才會這樣坦露心跡。

‘要是你能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意干這個工作就好了！’他對我說。‘可是有什么辦法呢？加以拒絕——就意味著搞壞同勃列日涅夫的關系，那可能讓我付出高昂的代價。’”

于是契爾年科去見勃列日涅夫。現實生活表明，這一舉動開辟了他飛黃騰達的道路。

勃列日涅夫的國際事務助理亞歷山德羅夫·阿根托夫回憶說，1961年12月勃列日涅夫出訪印度三個星期，每天出頭露面，發表21場演講。所有的印度報紙都刊登他的肖像和演說內容。

勃列日涅夫從不放棄在大眾傳媒曝光的機會，他像演員一樣裝腔作勢，赫魯曉夫看了便拿他取笑（赫魯曉夫自己也是一位演員）。

赫魯曉夫的閑話傳到勃列日涅夫耳朵里，讓勃列日涅夫頗感惶恐：他知道，赫魯曉夫可以輕易地與昨天的寵幸之人分道揚鑣，他不大敢與赫魯曉夫交談，甚至涉及民眾生活的時候也是如此。

曾一度發生這樣的情形：

赫魯曉夫過高估計了社會輿論對犯罪現象進行斗爭的能力，法官們停止審理案件，在沒有充分根據的情況下將被告交與勞動集體擔保。結果犯罪率上升。

于是，赫魯曉夫要求進行更加嚴厲的懲處，1960年代初對某些犯罪重新實行死刑。這真是罕見的怪事！——法律竟然獲得了相反的作用力。

一些未成年人也被處死。這是按照最高蘇維埃主席的特別命令行事。有一個案例，一名未滿15歲的少年因殺害父母被判死刑。

最高法院致信赫魯曉夫稱，這種命令是非法的，蘇聯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蘇維埃前秘書戈爾金將信件交給勃列日涅夫，請其轉呈赫魯曉夫。

勃列日涅夫讀過信后，很不情愿地去見赫魯曉夫，很快，他就垂頭喪氣地回來，說：

“傻瓜，干嗎我要聽您的話呢？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生氣了，不肯收下這封信。”

勃列日涅夫還接到過更加不愉快的委托。

1960年10月24日，在哈薩克一個后來稱為拜科努爾的主要試驗場上，正準備進行P-16 （8K64）彈道導彈的首次發射，該型導彈由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揚格利的設計局建造。

科羅廖夫也即將結束自己的P-9型新導彈的工作。他打算證明他的導彈更好。兩位設計師之間的關系極其尖銳，軍人們意見分歧，有些人喜歡科羅廖夫的導彈，另一些人則支持揚格利。因此，兩個龐大集體的命運即將決定。

庫爾恰托夫、科羅廖夫（左）、克爾德什——三人姓名均以俄文字母“K”開頭。“3K”已載入蘇聯核導彈護盾創建的史冊。

可是，揚格利的新導彈預定于10月23日發射。但像常有的情況那樣，最后一刻發現了故障，特別是電路方面的問題，人們試圖當場加以排除。

揚格利的第一助理布得尼克建議，排放掉液體燃料，從從容容地加以修復。

領導國家委員會的是戰略導彈部隊總司令、炮兵元帥、蘇聯英雄涅杰林。

涅杰林希望，新導彈無論如何要在十月革命周年紀念前夕發射，他明白及時向莫斯科報告這一重大勝利是何等重要——赫魯曉夫等著呢！

總司令心急如焚，只同意將發射延遲一天，他下令，在不排放燃料的情況下完成所有的工作。

這是第一個致命的錯誤。按照切爾托克院士的意見（他在科羅廖夫身邊工作），另一個錯誤在于，為這枚導彈制作控制系統的不是富有經驗的設計師梁贊斯基和皮伊金，而是鮑科羅普廖夫。

科羅普廖夫是一個很有才華的人，但在加工自己的系統時未能做到高度精確。

涅杰林元帥坐在導彈旁邊的椅子上，密切注視工作的進程，他的四周遍布隨從人員。這是違反安全技術規范的——他們全都應該從現場撤離。

實驗人員排除導彈故障后累得要命，他們取下了防護性的閉塞裝置，那是用來阻止發動機開車的，可他們忘了這點。

而在控制站，人們正忙于修理程序配電器，這是啟動時向發動機發送指令的儀表。不知是誰讓程序配電器旋轉到了起始狀態，并沒有檢查線路。

儀表讓二級發動機車開了，而閉塞裝置已經取掉……二級發動機從上往下噴出火焰，燒穿了氧化劑箱和一級的燃料箱。160噸燃料猛然間噴發出熊熊烈焰。

導彈里面及其近旁所有的人都被活活燒死。還好，導彈的頭部沒有，因為準備進行試驗飛行，彈頭填裝的是無害的壓載物。

那些站在離導彈稍遠處的人試圖跑開，但燃燒著的燃料趕上了人們，一共犧牲126人。

涅杰林元帥僅只殘留下金星英雄勛章，沒有什么可供收殮，揚格利的兩位副手——柏林和孔采沃伊以及幾名來自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年輕設計師也都葬身火海。

赫魯曉夫事后板著臉問揚格利：

“你為什么沒有燒死呢？”

是奇跡救了揚格利一命，他本來待在涅杰林身旁，但離開抽煙了，吸煙室位于起飛點150米開外的一個防護嚴密的地下掩體里。

災禍發生之后，揚格利通過政府專用的高頻線路裝置，以口授電話方式向莫斯科報告：

“當地時間18時45分，距離8K64型導彈發射30分鐘之前，正在進行發射的最后操作之際，發生了招致貯存復合燃料的油箱毀損的火災。事故結果，多達100多名抑或更多的人傷亡。其中數十人喪生。

炮兵元帥涅杰林當時正在試驗現場。目前還在搜尋他，我請求對于被火災和硝酸燒傷的人進行緊急醫療救助。”

中央委員會總務處處長馬林當即向主席團委員們宣讀了電話報告內容。

次日，為了調查事故原因并在11284部隊采取措施，組成了以勃列日涅夫為主席的一個委員會，他表現出慎重的態度。

當委員會結束工作，事故原因已經查明的時候，他陳述了自己的意見：

“政府得出結論，你們已經對自己做了足夠的懲罰，便不再處罰你們了。望安葬自己的同事，繼續工作。國家需要洲際作戰導彈。”

涅杰林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1960年10月26日的報紙報道，由于“航空事故的結果”，炮兵主帥兼導彈部隊總司令涅杰林犧牲，他的骨灰盒安葬于克里姆林宮墻內。對事故和其他犧牲者則未置一詞。遇難官兵葬入陣亡將士公墓。

半年過后，揚格利推出了自己的P-16導彈進行試驗，它迅即用以裝備部隊，戰友們證實，揚格利為這一悲劇不肯原諒自己。

他知道，他的過錯所在：他松懈了，放松了手中的韁繩，縱容試驗場上所有的人也都松懈起來。這種對犧牲者所懷有的負罪感一直伴隨著他，直至生命的終結。

勃列日涅夫并未改變對揚格利的態度，始終支持他，去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之時，一直堅持看望揚格利。揚格利妻子講過，一次例會之后，揚格利與勃列日涅夫同席晚餐，其間勃列日涅夫問：

“聽我說，米哈伊爾·庫茲米奇，你有沒有什么家務問題？我能幫助解決嗎？”

揚格利對勃列日涅夫說：

“您公務繁忙，我不知道以私人的問題麻煩您是否合適。不過確有一個問題。我家的住房很好，但遺憾的是，窗戶什么時候都照不到太陽。入住當時倒也很亮堂，而后來窗戶的正對面聳立起了新樓的一堵墻。”

數日之后，已去基輔附近的療養院休養的揚格利接到莫斯科打來的電話。來電人員是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他想弄清楚，揚格利希望在哪個區域哪座大樓里得到新的住宅。一個月后，揚格利一家便遷入了牧首塘附近的一座大樓……

楊格利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1961年6月17日，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討論獎勵完成世界首例宇宙航行的人的問題。

中央書記科茲洛夫建議授予赫魯曉夫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赫魯曉夫當即表示不應當這樣做。

但是，中央主席團委員們不知何故不肯聽從第一書記的話，表現出罕有的原則性和決心，一定要獎給赫魯曉夫第三枚金星勛章。

于是赫魯曉夫提議，同樣授予科茲洛夫和勃列日涅夫英雄稱號，誰也不曾反對。

6月19日，因領導建立和發展導彈工業、科學技術和實現蘇聯人進行世界首次太空航行的杰出功勛（乘“東方號”衛星飛船），授予赫魯曉夫三次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授予部長會議副主席烏斯季諾夫和科學院院長克爾德什兩次英雄稱號；授予勃列日涅夫、科茲洛夫、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科研工作委員會主席魯得涅夫和國家無線電電子學委員會主席卡爾梅科夫以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勃列日涅夫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職務后，依然是一個性情直率而和藹可親的人。

“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和藹可親和對同志與人為善的態度，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年的國家計委主任拜巴科夫說，“格外健壯而矮小敦實的身軀，引人注目的臉龐，一對濃眉下的眼睛炯炯有神；在烏克蘭，人們說他是‘出色的小伙子’。他身上的一切都仿佛固定不變、意味深長、心平氣和。大家認為，他能深刻地了解人，不太注重虛名。”

“這是一個心平氣和、沉著穩重、一絲不茍、尊重他人的人，”后來成為政治局委員的索洛緬采夫回憶道。“很有人情味。從來不會像容易沖動、難以預料的赫魯曉夫那樣，粗暴地斥責人，蠻橫無理，盛怒時大叫‘撤你的職！’。與勃列日涅夫一道工作令人感到輕松愉快。”

1963年5月27日，克格勃向中央主席團呈交編號1447-C的秘密報告。謝米恰斯內向國家領導人通報了朱可夫元帥思想傾向的情況，朱可夫竟敢公然議論國家領導人和不久之前的戰友——武裝力量的司令員們和安全機關人員。

赫魯曉夫吩咐勃列日涅夫會同黨的監察委員會主席什維爾尼克和謝爾久克，將朱可夫召至中央委員會加以警告。

“如果他還不明白，”赫魯曉夫語帶威脅地補上一句，“那就開除出黨，加以逮捕。”

是否進行了談話，無從知曉，檔案中并無關于談話的報告。不過，根據各方面的情況判斷，勃列日涅夫執行了指示，并向赫魯曉夫作了口頭匯報。所幸的是，事情并未發展到逮捕元帥的地步。

而在筵席上，勃列日涅夫則是一名出色的主持人，愛講俏皮話，能發表漂亮的祝酒詞。他是個精力充沛、富有吸引力的人，十分愛好足球和冰球。

扎米亞京講述過，1962年秋赫魯曉夫將攜帶核彈頭的導彈派往古巴所引發的海危機正緊張之時，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時刻：仿佛眼看著美國就要對蘇聯的導彈陣地實施打擊，戰爭即將爆發。

“我們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后，正起草致肯尼迪總統的緊急信件，”扎米亞京回憶道，“門突然打開，嘴上叼著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出現在門口，他問：‘冰球打得怎么樣了？比分如何？’

蘇聯中央體育俱樂部隊正在比賽，唉，我們當中誰也沒有關心冰球。于是，他去向衛隊打聽。就是說，正當國家的命運岌岌可危之際，他感興趣的卻是心愛球隊的比賽情況……”

“塊頭很大，身體發福，正值盛年，”索爾仁尼琴1962年12月17日參加黨和政府領導人與文藝界知識分子在列寧山（麻雀山）官邸舉行的會見，他所見到的勃列日涅夫就是如此。

忽然，赫魯曉夫想向在場的人展示一幅他所喜愛的蘇聯畫家的畫作。

“這時出現了整個聚會最精彩的一副場景：赫魯曉夫用指頭戳了戳身旁高高胖胖的勃列日涅夫的肩膀：‘喂，你去取來’。

于是，勃列日涅夫（他當時身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亦即蘇聯總統）根本不是莊重地起身離開，抑或派一個人去取，而是卑躬屈節地伏下身體（其姿勢和動作僅只關于兵營的描寫中才有），而且顫抖著肥大的身軀，雙腳啪嗒啪嗒地跨著輕柔的碎步，以顯示自己特別情愿和殷勤，似乎還笨拙地張開了雙手。

他很快返回，出現在大家面前，手中拿著畫，仍然是踏著狗熊般笨拙的步子，將畫遞給赫魯曉夫，豬崽似的臉上大汗淋漓。這個片段是如此鮮明，以致對那幅畫作本身及其用意所在，我倒毫無記憶，未加記述。”

不難推測，關于這類有損自尊的事件，勃列日涅夫在對赫魯曉夫進行清算時，同樣難以忘懷。

普利謝茨卡婭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1962年，普利謝茨卡婭 在《天鵝湖》中翩翩起舞。那時，老撾國王來訪，演出后舉行招待會。普利謝茨卡婭的丈夫、音樂家謝德林正在中國舉辦音樂會，普利謝茨卡婭是一個人來的，招待會上，勃列日涅夫來到她身邊。

“一副放肆神態的勃列日涅夫，炫耀著臉頰上的小酒窩，不時擠一擠烏黑的眉毛，提出用車送我回家，”普利謝茨卡婭描述當時的情景。

“領袖在調情，不得不上車，否則領袖會心懷怨恨。我和勃列日涅夫的確是同路：都到庫圖佐夫大街。勃列日涅夫如今已是蘇維埃國家第二把手：他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領袖按規定乘坐裝甲轎車。黑色，寬敞，像是靈車。其后緊跟著另一輛車。常有衛隊。

列昂尼德·伊里奇為了蘇聯老撾友誼‘萬古長青’喝了不少的酒，他聲音洪亮地為我朗誦葉賽寧的詩句：

一切都會逝去，一如蘋果樹上的白色煙霧飄散……我已不再年輕……

還有一個警衛員坐在司機旁邊，他回頭向我同情地點著頭說：瞧，我們國家出了一位多么富有文化修養的領袖……

他匆匆地瞥了一眼我的手提包：里面會不會有或者手，萬一出事，國家便會失去一位富有文化修養的領袖，這些芭蕾舞女演員什么事都干得出來……

朗誦完葉賽寧的詩句之后，勃列日涅夫又哼起了歌曲——領袖也是歌迷。歌聲伴著口哨聲有節奏地響起：‘寬闊的第聶伯河在喧囂、呻吟。’而他本人像熊似的，用一只手在我的膝頭上蹭來蹭去。

我向角落里閃避，同時驚惶不安地叫喊起來：

‘列昂尼德·伊里奇，啊，這里不能轉彎！司機！……’

‘邁婭·米哈伊洛夫娜，我是可以的，’這位詩歌愛好者洋洋自得地嘿嘿干笑。

交通中斷，值勤的民警舉手行軍禮。

兩輛黑色高級轎車迎著紅燈疾馳過十字路口，輪胎發出刺耳的聲音，向左拐去……

領袖開始了文雅的談話：

‘這個季度您將用什么新作品取悅自己的崇拜者們呢？’

‘我已經開始排練《斯巴達克》……’

‘我可是看過《斯巴達克》了……’

‘您看的是莫伊謝耶夫的本子，而這是雅各布布松……’

‘尤漢松？冰球運動員，對嗎？’

‘是雅各布布松，列昂尼德·韋尼阿米諾維奇，一位出色的芭蕾舞劇導演。’

我已經到家門口了，我低著頭急匆匆地朝自家的大門走去，還在行駛中的時候，我即已半側著身子道過別：

‘謝謝。再見。請來觀看新的《斯巴達克》……’”

勃列日涅夫完全有可能擔任他極其喜愛的職務，然而，命運卻插了一手。實際上，中央第二書記是科茲洛夫，此人利用赫魯曉夫的信任，手握黨務機關的一切權柄，操控武裝力量和克格勃。

1963年初，科茲洛夫罹患重癥——突然癱瘓，早在他擔任古比雪夫州委第二書記之時，他的一只胳膊便有時不能動彈。

這是一個危險的癥狀，但無論他或醫生都未予重視，稍加治療后，他被轉移至別墅，赫魯曉夫去看望他。科茲洛夫口齒不清，舉步維艱，赫魯曉夫安排他繼續身居高位，但必須有人接替他機關中的工作。

1963年6月7日，赫魯曉夫在主席團會議上重新進行干部調整，他決定讓勃列日涅夫擔任中央書記，并從基輔調來波德戈爾內與之配對，充當同樣角色，赫魯曉夫說：“他在烏克蘭干得很好。”

這樣一來，似乎便出現了兩位中央第二書記。勃列日涅夫對此心中不悅。

赫魯曉夫遵循讓屬下相互爭斗的古老原則，故意讓勃列日涅夫與波德戈爾內成為競爭對手。不過，這一次赫魯曉夫失算了，因為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爾內更怕他本人，而不是彼此心存戒備，所以，他們很快便聯合起來對付第一書記。

后來，勃列日涅夫據有老廣場上的一號辦公室之后，與波德戈爾內的競爭，方才成為嚴重問題。

6月22日，勃列日涅夫當選中央書記，他失去名義上的國家總統的職位，他不得不重新埋頭于乏味的管理性事務。

帕弗洛達爾州委書記莫爾貢去加拿大，看見那里與土壤侵蝕作斗爭的情形，1963年8月，便請求勃列日涅夫接見，勃列日涅夫聽取莫爾貢介紹了兩個小時，深入理解墾荒的問題，后來給柯西金去電話，請其研究莫爾貢所提出的問題。

1964年1月25日，烏克蘭中央第一書記彼得·謝列斯特在日記中，記載了對赫魯曉夫來烏的印象。

當勃列日涅夫給赫魯曉夫打來電話時，他就在旁邊，勃列日涅夫報告的是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基輔反映的對面包質量低劣的抱怨，一下子激怒了赫魯曉夫，他氣惱地說：

“您干嗎把所有的事全都向我報告？您自己也應當學會親手做一點事情嘛！”

赫魯曉夫掛好聽筒后，對謝列斯特說：

“您瞧，這都是些什么助手呀？說起話來頭頭是道，做起事情來就缺乏本領和智慧了。”

謝列斯特自然無言以對，不過在與波德戈爾內交談時卻向其轉告了當家的針對勃列日涅夫所說的話，波德戈爾內滿意地說道：

“這對他是個教訓：不要急于報告不愉快的事。這種事情，我們本來就夠多的了。”

勃列日涅夫請求謝列斯特申報對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冶金廠授予列寧勛章的嘉獎，這個工廠業已屆滿70周年。

謝列斯特于3月初，去皮聰達晉見正在那里修養的赫魯曉夫，所提到的也有向該廠授獎的問題。

“這是勃列日涅夫求您同我商量的吧？”赫魯曉夫狐疑地問道。

謝列斯特避免直接回答，卻說是烏克蘭領導人們自主提出的這個問題，但赫魯曉夫發覺，勃列日涅夫曾一度在這個工廠工作過，所以，現在才操心勛章的事情。于是，赫魯曉夫同意授予該廠勛章，但吩咐到年底再行申報。

勃列日涅夫從莫斯科打來電話，開口便問謝列斯特是否談了為工廠授獎的事情，然后，才開始打聽赫魯曉夫總體上都說了些什么。

他很想知道：關于他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什么也沒有說嗎？

“我開始發現，”謝列斯特在日記中寫道，“不知怎么，勃列日涅夫對我每次會見赫魯曉夫都抱著妒忌和不安的態度，他對赫魯曉夫怕得‘要命’。”

1960年代，東德萊比錫街頭舊照 圖片來自網絡

1964年10月初，以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兼書記勃列日涅夫為團長的蘇聯代表團抵達東柏林，參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15周年慶典。

一天晚上，蘇聯大使阿布拉西莫夫為這位高官舉行歡迎宴會，女歌唱家維什涅夫斯卡婭和大提琴家羅斯特洛波維奇也應邀出席。

這對大名鼎鼎的夫婦是首次親眼目睹勃列日涅夫。

“整個晚上我都和他坐在一起，”維什涅夫斯卡婭回憶道，“他有如一位彬彬有禮的騎士，想方設法讓我開心，而且總的說來他的興致很高。

這是一個穿著考究、一頭黑發的男人，年紀并不算老（當時他57歲），精力仍然充沛，非常善于交際，愛好人多熱鬧。他喜歡炫耀詩歌知識，特別是葉賽寧的詩句：

如今，我已不再抱有多少希望，我的寶貝，或許你還夢見了我？

仿佛在一個回音響亮的春的清晨

我騎著玫瑰色的馬兒疾馳而過……

整個晚上他將這首詩朗誦了好幾遍——也許是太喜愛了。他酒喝得不多，愛講笑話，甚至唱起了逗人開心的四句頭 ，腳后跟踏得咔咔響，雙手模擬演奏巴拉萊卡琴 ，不斷地彈舌頭，用維亞特卡發音唱歌，聲音相當悅耳。這并非平淡無奇的自我表現，不，應當說演技嫻熟，富有才氣。

來客中有人祝酒：

‘列昂尼德·伊里奇，為您干杯！’

‘不，何必為我干杯，我們為藝術家干杯吧。政治家算什么呀，今天有我們，明天我們可就沒了。而藝術卻是永恒的。讓我們為藝術家干杯！’

隨后，他請求我隨便唱點什么，我就唱了柳巴沙《沙皇未婚妻》中的一首歌。那時候，我對他并未另眼相看，不曾推測他將會擔任國家的何種職務。無論我還是斯拉瓦，那天晚上與他待在一起都感到很愉快……”

數日之后，勃列日涅夫成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感到驚奇的不僅是維什涅夫斯卡婭和羅斯特洛波維奇，而且還有十分熟悉他的許多人。

他似乎并不是國家頭號人物的合適人選，按照赫魯曉夫女兒拉達的說法，這是一個“招人喜歡、稍許有點兒多愁善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