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克斯區是貧民區嗎,布朗克斯區有哪些街道

2012年9月上旬的一個清晨，太陽還未升起。幾輛越野車組成的車隊靜靜蜿蜒穿梭在紐堡這個狹小動亂的城市。

200多名執法人員下車來到臟亂陰暗的市中心，隨行的軍事特種兵準備與執法人員對犯罪團伙進行同步攻擊。這些穿著綠色，攜著M4突擊，戴著頭盔和護目鏡的特種部隊沖進那些荒廢的住宅，大喊：“FBI，快趴下！”

隨后，12名“血幫”成員被拘留，“血幫”已有8名成員在監獄服刑。這20名成員被指控、未遂、、襲擊、非法持有槍支和涉嫌等罪名。

這是近16個月里，聯邦當局第三次在紐堡進行的犯罪團伙清理行動。紐約南區的聯邦檢察官普里特·巴拉拉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殘暴的街頭犯罪團伙猖獗了很長時間，這次襲擊行動是為了使紐堡這個窮困的城市“恢復法治”。

紐堡坐落在風景如畫的哈德遜河河畔，從紐約市向北開車90分鐘的距離。它除了城市規模小，設施落后，還是美國東北部最危險的地區之一。

去年舉行的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參議員查克·舒默說: “據許多報道，紐堡大街上多次發生槍斗、，還有持著大砍刀的犯罪團伙施暴。”這個只有2.9萬人口的小城，人均暴力犯罪率卻高于紐約的南布朗克斯區，或貧民區布朗斯維爾，因而成了名副其實的紐約州之都。

近20年來，美國城市中心犯罪案件數量一直在下降，最大的改觀發生在紐約。紐約市長彭博曾吹噓紐約將成為“美國最安全的城市”，雖然看起來有些不太可能，然而卻說中了。盡管美國出現了經濟危機，暴力犯罪事件數量卻降到了31年來的最低值，這似乎違背了經濟狀況不好時，犯罪率升高的社會學基本原理。

但如果現在的大都市已經很安全了，為什么紐堡市還在艱難地應對暴力事件和光天化日下的毒品交易，為什么紐堡市民仍有理由害怕走在大街上呢？

嚴重的犯罪問題不只是紐堡存在，哈德遜河以北20英里處的波基普西市，也是如此。美國國家犯罪信息中心(NGIC，隸屬于聯邦調查局)2009年發布的一項報告稱，犯罪團伙正在從城市蔓延至郊區甚至農村。統計數據顯示，大城市的犯罪率下降得要比市郊快。在紐堡的大街上，你會聽到一種理論：紐約清理犯罪團伙的方法就是把他們趕到周邊區域。

打擊紐堡犯罪的活動開始提上了日程。當地政府在2010年5月發起了一次打擊行動，隨后起訴了當地兩大犯罪團伙“血幫”和“拉丁王幫”的100多名成員。之后，毒品交易有所收斂，紐堡最狹窄的街道多年來第一次變得安全了。

這樣的情況能持續下去，得歸功于一位FBI探員，他叫詹姆斯·加里亞諾，是哈德遜河流域安全街道特別小組的組長。巴拉拉說：“老詹是骨子里的天性使然，值得無條件的信任。”

加里亞諾是2008年春天派來紐堡的。

他儀表堂堂，體格健壯，頭皮刮得很亮，有一雙深邃的藍眼睛，說話像開機關槍，一口常常夾帶臟字的紐約警察行話，還喜歡在對話中提反問句，然后又自己回答。

如果說膽量和抱負是成為FBI探員的先決條件，那么加里亞諾正好具備這兩種品質。他有著豐富的經驗，從事過間諜活動，指導過特種武器戰略行動，曾在頂級的聯邦準軍事機構——人質救援隊中任職。他的家人一直住在哈德遜河流域的郊區，他很高興被派到紐堡來，因為離家近。但他自己說，他對在紐堡未來的工作困難并沒什么準備。

紐約市20年來成功降低了犯罪率。一些分析認為，如果不是擁有充足的資金和人力，紐約市警察局也不可能完成打擊犯罪行動，及開發運用新的警務控制數據系統。

2012年，紐約市有3.5萬警力。而紐堡警察局2008年經濟危機前只有100多名警察，現在連80名都不到。這個城市就要破產了：9月上旬，當地官員提議再解雇15名警察。

紐堡市中心的布局，使得不斷縮減的警力處于更大的劣勢。中心大道很寬敞，但旁邊滿是涂鴉的居民區只有狹窄的單向街，黑幫和警察們就在這種幽閉環境下熟悉了彼此。紐堡一名警員說：“他們認識開進街區的每輛警車，知道哪個警察會下車，哪個警察在開車，就像監獄里的犯人同時監視著看守一樣，他們甚至知道警察的名字。”

加里亞諾估計自己剛來時，紐堡的黑幫與警察人數比例是5∶1，所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精選一些聯邦探員來增強政府威信。此外，他還建議擴大警力，支付加班費、購買監視設備和循環租賃汽車等措施，讓警察能隱蔽地上街巡邏。

但關鍵的還是要靠聯邦政府的緊急撥款，加里亞諾和大家都知道租來的汽車和加班費不足以根除暴力犯罪。要使紐堡恢復長久的秩序，他得拿下犯罪團伙頭目，并阻止這些團伙招募新成員。

加里亞諾來特別小組上任前不久，一個星期二的晚上，15歲的杰弗里·扎卡里在杜波依斯大街被殺害。前一分鐘，杰弗里還在和朋友談笑，突然一輛銀色轎車開到昏暗處停下來，車窗里有人開了幾槍。

一個黑人青年在紐堡中彈并不是什么稀奇事。與團伙有關的事件在當地司空見慣。但杰弗里·扎卡里并非團伙成員，他是個好孩子。“拉丁王幫”有人誤以為他是“血幫”成員，因此誤殺了他。

這場悲劇讓人想起三年前，杰弗里的哥哥特倫特因為同樣的原因被殺害，兄弟倆甚至是在同一間急救室離開這個世界的。

加里亞諾上班第一天，從報紙上剪下杰弗里的訃告，壓在辦公桌玻璃底下。他說：“我不能使他死而復生，但我能找到殺他的王八蛋。”

加里亞諾痛恨這個殺手，是因為他恰好認識杰弗里，而且是在籃球場上。

加里亞諾恐怕是美國第一位被黑幫團伙和毒販稱為“教練”的FBI探員。2001年，他和兒子發現一個紐堡不錯的籃球社團，在一個隱蔽的體育館里。隊員都只有9～10歲，正找新教練，于是加里亞諾成了這些孩子一生中重要的人物。

隨著球技不斷長進，幾年前，加里亞諾帶領著他的籃球隊參加了遠在奧蘭多舉行的全國錦標賽。很多隊員還是第一次坐飛機。當地報紙大肆報道，不亞于關注一支專業籃球隊。

最后球隊獲得了亞軍，但勝利來得喜憂參半——返回紐堡幾小時后，球隊的明星球員就因為一級被警察逮捕了。加里亞諾替這個球員家里支付了保證金，還拿自己的房子作為抵押。最后那項指控取消了。

多年困擾美國治安的一個難題，尤其在紐堡，就是警察都是每日往返的上班族，他們不住在執勤的街道，難以與居民保持密切關注。但加里亞諾在紐堡擔任籃球教練的10年時間，對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優勢。他一來這里工作，就對當地很了解，居民也很信任他。他可以走過街坊鄰舍，屁股后不用帶槍。一個下午，加里亞諾步行經過居民區，碰到的孩子不管是站在空地上還是坐在車后座的，都向他問好。加里亞諾叫他們的名字，還說練完籃球后烤肉吃。你一定認為他是個社區積極分子。

別忘了，他其實是一名FBI探員，他的任務是將我們視若無睹的那些身邊的毒販繩之于法。

幾乎每個街區，都有一群年輕人圍著門廊坐著，用諷刺和鄙夷的神情盯著我們兩個外來者。加里亞諾小聲抱怨道：“你說我怎么警告孩子們別跟這些人來往，他們都住在同一個街區里。”

加里亞諾其實知道，紐堡最棘手的問題是無法通過執法解決的，那隱藏在犯罪遠遠發生之前。

他的籃球隊里有個孩子叫戴爾里，一個還沒有進入青春期的調皮小鬼，但知道如何在球場上展現自己的才能。加里亞諾對他很感興趣，“我知道他生活的街區環境不好，但他從不會對我扯瞎話”。

長大一點后戴爾里開始逃避練習，這也是球員們的通病。加里亞諾經常讓隊員們在訓練前做熱身運動，自己開車滿大街去找不練球的隊員，最后常常發現他們跟一群大一點的孩子在一起，他就讓那個孩子“滾上車”。男孩們還小的時候，這種辦法也還奏效。一旦進入了乖戾的青春期，很多孩子就不見了蹤影。戴爾里就再也沒回籃球隊。

他們時不時會在街頭碰見，加里亞諾催他回球隊練習。“教練，我看到你了，”戴爾里會說，“我會回去的。”但他從來沒有。

“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是他們的父親，不管當得好還是壞。”加里亞諾悲傷地說著，然后陷入了少有的沉默。

紐堡市豐富的建筑樣式彰顯了時過境遷的繁華，而如今市容日漸衰敗。19世紀的紐堡是哈得遜河岸一個繁華的貿易港，1884年，愛迪生在這里建了美國最早的電廠之一。最后工廠搬遷了，紐堡-畢肯大橋建成后，輪渡也停了。到1960年代，紐堡市嘗試了一次城市美化，結果卻是災難性的，美化工程毀壞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海濱，卻沒有其他設施來取代。

蒙哥馬利街上有很多鍍金時代(從南北戰爭結束到20世紀初)的房子，房子的主人——當年的實業家已去世多年。走在這些房子中間不禁毛骨悚然，有些門窗用木板封住，有些被改造成了貧民住宅。廢棄的建筑到處都是，很多開始發霉腐爛。

“這不是紐堡市獨有的景象，”當地裁縫尼古拉斯·瓦倫丁說，“哈得遜河南岸北岸很多社區都是如此，都死氣沉沉。”

如今，約1/4的紐堡市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個城市提供的就業崗位少，幾乎沒有零售業，沒有雜貨店，沒有公共交通，也沒有健全的兒童娛樂設施，有的是花樣多得吃驚的街頭幫派。

在當地人的記憶中，孩子們都拉幫結派，分劃地盤。有些團伙參與，有些只是搗亂。紐堡警察局警尉帕特里克·阿諾德記得一個叫“灰賊”的團伙，其中有的成員只有8歲，“他們鬧翻天了，撬車門，偷東西。最后連毒販都給我們打電話說，‘你們管管他們吧’”。

沒人確切知道“血幫”是如何來到紐堡的。紐約南區聯邦副檢察官理查德·扎貝爾說，幫派在哈德遜河流域繁衍，是因為1990年代，紐約市的犯罪團伙清理行動很成功。 “幫派也分崩離析，他們離開紐約，去了別的城鎮。”

加里亞諾說，“紐堡最近10年才出現的‘血幫’或‘拉丁王幫’”，一夜之間，兩個團伙似乎將所有小團伙收入囊中，然后開始穩固地盤，不可避免流血事件。

杰弗里·扎卡里9歲的時候，他的哥哥查茲是“血幫”成員，因開槍在服刑。另一個哥哥特倫特被“血幫”殺害時，杰弗里12歲。你可能會認為杰弗里會加入幫派，為哥哥報仇，但他沒有。

他用在世的最后幾年與幫派撇清關系，這對生活在杜波依斯大街的男孩來說，相當不容易。“我不想像哥哥那樣死去，”他告訴姐姐。悲慘的是，他沒有逃脫和哥哥一樣的宿命。

杰弗里的媽媽梅勒妮·扎卡里，還住在杜波依斯大街的那幢粉色木屋里，一個兒子被殺害的街角離這兒不遠，另一個兒子的被害地點就在大街對面。她從錢夾里拿出一張杰弗里上學時的照片，講著他多么調皮，想起他撒謊的樣子，忍不住笑了，然后開始嗚咽。

她顫抖著問道：“有時我也恍惚，好像他們剛剛都還在我身邊啊。我到底是生活什么鬼地方？”

紐堡市的執法工作形成了一個悖論：監禁原本是用來阻止犯罪，然而事實上卻在促成犯罪。

紐堡少年很早就接觸到服刑人員中流傳的幫派文化。還沒到青春期，他們就開始、。紐約州扣押的青年男子再犯罪率高達81%。紐堡警察局警尉阿諾德認為：“我們執法似乎是在制造更多的罪犯。”

加里亞諾來紐堡任職后，提出的方案是延長關押時間。他認為6個月時間足以使一個少年犯受幫派文化的影響，在出獄之前變得非常危險，因此他提議把頑固不化的罪犯關上幾十年而不是一兩年。

在距紐堡不遠的橘城，加里亞諾的特別小組辦公室正在進行資料搜集工作。目的是搞清楚每個幫派成員的身份、昵稱、住址及在毒品交易中的角色。

“第一年工作最難的部分，是確認犯罪分子到底是哪些人。”加里亞諾說。

FBI通常是在公共場所的桌子底下安裝器，然后躲得遠遠的偷聽。但在紐堡，調查員們不得不大街小巷走遍，潛伏行動，培養線人。

要證明一個犯罪組織，先得證明他們是有組織的。比如“拉丁王幫”，研究小組發現他們的分會關聯緊密。每個分會都由一個“議會”管轄，議會定期開會和收稅。要全面掌握“血幫”的情況就非易事了。這個團伙成員眾多，但組織較松散，而且許多核心成員都在服刑。

“你抓了一個的血幫成員，把他關進監獄，”加里亞諾說，“他在監獄里干什么呢？招募新成員。等他們都出獄了，就都回到老地方為組織做事。”

特別小組面對的最大挑戰也許是，摸清了其毒品交易脈絡，卻不能插手。搜集案件必要細節的系統方法可能與當地警方的職業要求背道而馳。當地警方可以假裝做街頭毒販的生意，接著立馬給他拷上。但FBI辦案則更要耐心。特別小組多次假裝買毒品，卻不抓人，以搜集更多證據，確保每一項起訴在法庭上都可靠。

一天晚上，小組成員照常假裝去買毒品，他們期待的“血幫”成員突然出現，居然是戴爾里。加里亞諾有點緊張，他在思考他能做的選擇：我能介入嗎？我能不管嗎？我能告訴小組成員不起訴他嗎？他知道自己別無選擇。

特別小組照常搜集證據，沒有抓人，戴爾里那晚安然回家了，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盯上。

到2011年5月，特別小組已搜集到足夠證據可以實施抓捕了。

一個陰沉的清早，許多警車靜靜聚集在一座廢棄的軍械庫旁。加里亞諾站在軍械廠大廳里，他昨晚睡得不好，從指揮特種部隊行動開始就一直這樣。天色還是暗的，500名全副武裝的探員、警察和州警都集合了。

這是聯邦政府在紐堡對犯罪分子進行的第一次打擊，也是最為嚴厲的一次。加里亞諾跳上臺子好讓大家都聽見最后的指示：“大家小心！不要誤傷自己人。”

大部隊離開軍械廠橫掃整個紐堡市，他們搜查每一所住宅，使用消防打洞器和沒有殺傷力的震撼彈。那天逮捕了64名疑犯，還將指控“血幫”和“拉丁王幫”的領導成員，其中兩名成員下令殺死了杰弗里·扎卡里。

“我對這個結果還比較滿意。”加里亞諾說。

但被指控的成員中有14個沒有找到，他于是安排人繼續搜查他們可能逃竄到的城鎮。FBI在紐約時代廣場的大屏幕上滾動播放逃犯的照片，市民都知道了哈德遜河流域的行動。

但戴爾里不見了。行動那天開始，一周過去了，他也沒有出現。加里亞諾決定直接去他家，說服戴爾里的家人讓他來自首。

在約定的時間，戴爾里出現在自由大街上的男孩女孩俱樂部。這次相見有些尷尬，加里亞諾說自己別無選擇，如果他兒子去買毒品，他也會做同樣的決定。“我們坐在車里互相大罵。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不能解開把他放走。”

加里亞諾家里還掛著一幅照片，13歲的戴爾里微笑著，手搭在加里亞諾兒子的肩上。如今戴爾里在監獄服刑，他認罪了，判了10年。判決中，加里亞諾一直在他身邊。

今年8月一個悶熱的下午，紐堡市的街道上有很多人，女孩在跳繩，男孩在玩橄欖球，一位老婦人在躺椅上給自己扇風。街上確實安全多了，今年還沒有發生過一起與幫派有關的案。

然而犯罪行為在暗地里抬頭。“組成幫派已成了一種地下經濟，”阿諾德說，“必須得到根除。”

加里亞諾對那個軍械庫滿是自豪，去年5月的行動過后，紐堡市買下了這個軍械庫，并將其作為社區活動中心開放。這只是紐堡市在公共服務上做出的小改進，但體現出了市政府希望補償市民的決心。加里亞諾深諳市政府的意圖，他的執法策略成功了。

軍械庫旁就有個籃球場，每個周六早晨，加里亞諾在那里訓練他的籃球隊。隊員最小的3歲，最大的11歲。加里亞諾說：“他們是一群可愛的孩子，”隨即他又糾正自己：“但其中也有一些可能會成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