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nation,multinationals

中國歷史文化和中國國家建構形成、發育和成熟的漫長歷史過程，可以用“從南向北”“由北到南”“自東往西”這樣三個主題詞來加以概括。這個過程說清楚了，可能就比較容易理解當代中國的國家認同問題與中國邊疆民族問題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當然，這個特殊性也并非全然是孤立地從中國本土產生出來的，它還與19世紀傳入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思潮緊密聯系在一起。不過，本文著重關注的將是前一組問題，所以不討論民族主義思潮在近現代中國的產生、演變及其困境，也就是nation為何及如何會演變為“國家”和“民族”這樣兩個不同概念，并且在它們之間導致激烈沖突的問題。

一　“從南向北”

今天中國境內人口的絕大多數，都是在四五萬年前從南部邊界地區進入中國的不多的幾批祖先人群的后裔。這是靠十多年以來分子人類學研究的前沿成果才能告訴我們的新知識。

分子人類學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人類群體遺傳結構和族群起源的一門新興學科。它是遺傳學和人類學的交叉學科，研究對象是人類基因組。廣義的基因，即生物體內的遺傳物質，其化學成分就是脫氧核糖核酸（DNA）。除存在于細胞質的線粒體里以外，人類基因大多存在于細胞核的染色體里（核基因組），把卷縮起來的染色體拉長，就能看見包含四種不同堿基的脫氧核苷酸按一定順序排列而成的長鏈，這就是基因。

人體內核基因分為常染色體基因和性染色體基因兩類；后者又分為X染色體基因和Y染色體基因兩種。在從祖先向子孫逐代傳遞的過程中，常染色體基因和X染色體基因不斷發生重組。因此它們很難被利用來追蹤血族之間代代遺傳的歷史。而只存在于雄性細胞中的性染色體，即Y染色體基因組以及只通過女性祖先傳遞的線粒體基因組，其主體部分都不存在重組的問題。除非發生隨機突變，它們都可以相當穩定地隨子孫繁衍而被世代繼承下去。

就Y染色體而言，所謂隨機突變是指在下一代男性所繼承的來自父系Y染色體的6000萬個堿基對中，平均會有一個堿基發生變異。而祖先基因組中的每一次隨機突變，也都會被保留下來，在其所有后代的基因里留下一個記錄此次變異的遺傳標記。因此，從理論上說，根據先后產生在這個血緣群體諸多成員的遺傳物質不同位點上的一列遺傳標記，就可以把屬于同一祖先后裔人群中的不同世代、不同支系間的遺傳關系追溯出來，并把它們連接為一個樹干狀系譜，顯示出這個血族團體中的主干、分叉、再分支，或者也可以說是主流、支流、次生支流的派生關系。

上面說的原理不僅可以用來追溯按嚴格的父系或母系血統繁衍而成的家庭、家族和宗族等純血統人群的遺傳歷史，而且也能適用于研究大型的乃至如漢族這樣超大型人群的遺傳歷史。與父系或母系家族以及宗族不相同的是，大型人群毫無例外地全屬于血統上的混合人群。不同的混合人群間如果存在著不同的遺傳結構，那么我們就可以根據他們各自所擁有的某個或者某些特定遺傳標記，或者這些遺傳標記在不同混合人群中的不同組合比率，把它們各自的遺傳結構區分開來。在從事大型人群的遺傳分析時，常染色體遺傳標記對于估計混合人群的混合比例和混合發生的時間也很有用。

根據以上原理，學者們通過追蹤Y染色體遺傳標記，在1997年繪出了全球人類的系統發育樹。在這棵系統發育樹中，最早出現的人類分支都產生在非洲人群里。從走出非洲的那部分現代智人中分出歐洲人、亞洲人，從亞洲人中又分出澳洲人和美洲人。這說明現代人類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他們走出非洲的時間是大約六至五萬年前之間。

2009年，國際合作的“泛亞計劃”項目組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根據亞洲十個不同語系的七十三個群體的近六萬個基因樣本做成的亞洲人群進化樹。在這樣一幅分布圖景里，我們看到，先后有四支人群進入今天的中國境內，成為絕大多數現代中國人的祖先。

其中第一支是沿著印巴次大陸海岸線東行的“早亞洲人”，在大約五萬年前從所謂藏緬走廊進入中國。在今日所謂南亞小黑人（尼格羅陀人）、白馬、日本蝦夷人里，都留下了他們的共同遺傳標記。第二支還是從同一撥“早亞洲人”里分出來的，約在三萬年前進入南部中國，他們的血統較多地保留在今天的蒙古語和滿—通古斯語各人群中。第三和第四支進入中國的人群，屬于穿越伊朗高原南部和印巴次大陸的那支所謂“晚亞洲人”后代。他們大約在三萬年前到兩萬年前先后從云南和廣西進入中國。其后一支人群中發育出現代壯侗語各民族，而前一支人群則成為現代苗瑤語、藏緬語各民族和漢族的祖先。

來源于分子人類學的獨特信息，可以使我們產生以下幾點有關中國民族史的新認識：一、現今發現的絕大部分中國舊石器文化的創造者，與現代中國人之間基本不存在直接遺傳關系。二、原始漢語和原始藏緬共同語的分化，在六千年左右。而壯侗語與馬來—波利尼西亞語的關系，似乎應當比它與漢語、藏緬語的關系更近，所以壯侗諸語言好像不應該被劃入漢藏語系之中。三、關于長期爭論的阿爾泰語系是否成立的問題，答案也許是它可以成立，但只應當包括蒙古語和滿—通古斯語，或者再加上朝鮮語—韓語和日語。至于突厥語人群的形成，則包含了諸多更早分化出來的來自中部西伯利亞及其以西地區各人群的成分，因此他們的語言與蒙古語和滿—通古斯語相比差異較大，是可以理解的。四、漢民族向南部中國的擴散，肯定是包含了人口流動和文化傳播兩個層面的綜合過程。但這兩個層面之間的關系到底如何？基因檢測的結果告訴我們，北方漢族對南方漢族人口的父系遺傳貢獻約在90%以上；而南方土著婦女對南方漢族的母系遺傳貢獻約有60%。這些都顯示出，跨學科研究可能為知識創新開拓出如何巨大的空間。

我前面提到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從南向北”的展開，就是指史前人類自南方進入今中國境內，并在探尋生活資源之“試錯”式的艱苦遷徙中不斷分化、融合的這段故事。他們在全國各地留下了許許多多的史前文化遺跡，創造出一幅中國史前文化多頭起源、多元發展，并在早期人類拓寬自身生存空間的過程中交互影響的璀璨新石器畫面。

二　“由北到南”

但是，上述那幅畫面，在公元前兩千年左右，隨著“三代”在華北的興起而結束了。在如同星漢燦爛般壯美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和銅石并用文化之后，我們接著看到的，是華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漸被整合為一體的同時，超越全國各地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門檻”。著名的夏、商、西周三代在華北的突起，就是這一跨越的歷史成果。在從此以后的很長一個歷史時期，華北成為中國歷史文化不斷向前推進的動力所在。現在歷史變遷的空間節奏由“從南向北”轉變為“由北到南”。華北的經濟文化與社會發展遙遙領先于中國其他地區，并把自己的強大影響一波接一波地向它的外圍，尤其是南部中國擴散開去。

分布廣泛、數量繁多的中國史前文化，為什么會在華北最早實現了走向文明的突破呢？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態環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面對南部中國多山、多樹叢沼澤、河流到處泛濫無常的自然環境，使用石器、木器的原始農業人群只能以較小的人口規模長期生活在相對孤立的小塊地域里。在那些地方，河里有魚蚌，叢林中有蔬果鳥禽，生活資源相對豐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間卻極其不容易。而在華北黃土地帶（包括西部黃土高原與黃河中下游沖積平原），情形正好相反。黃土地易于墾殖，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源又相對匱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須，并且也有可能不斷地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由此也就極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內部以及它們之間社會互動的程度，從而推動著那里的社會控制與社會動員的技術和幅度都以超越上古中國其他地區的規模發展起來。在這里我們看到，不同人群間的交流互動、社會控制和社會動員技術的發展，乃至產品分配和財富積累方式的改變，成為華北的史前文化最終被提升為一種新文明的最重要牽引力。

這種北強南弱的形勢，非常生動地反映在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世紀之間兩個偉大的歷史學家，即中國“歷史學之父”司馬遷和《漢書》作者班固的記載中。在先后從當日處于經濟文化核心地位的華北俯瞰中國南方的時候，兩人都用“江南地勢低濕，男子大多短壽早夭”來概括江淮以南的人類生存狀態。他們寫道，江南地廣人稀，農夫放火燒田，再澆水浸泡被焚燃的雜草留下的灰燼，就地肥田，然后種稻。因為蔬果魚蝦富饒，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百姓多茍且偷懶，既無受凍挨餓之人，也無千金大富之家。可見明顯的社會分化還沒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發生。他們說著各種各樣的語言，包括今壯侗語族、藏緬語族，以及孟—高棉語族各支語言的前身。古人已經注意到：南方無“河”之稱；另外，在古代，“江”字只用于指稱南部中國的河流。后者極可能是為記錄孟—高棉語族中“河流”一詞的讀音kroη而形成的一個上古漢語外來詞。由諸如此類的證據可以推知，在長江流域曾經分布過一大批使用孟—高棉語族諸語言的人群；同時，現有證據也顯示出，今壯侗語各族的祖先人群也是構成南部中國人口的重要成分。與南部中國諸人群大體身處前述生存狀態的同時，當日中原的華夏文明卻早已呈現出一派遠為發達成熟的形態。還是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在華北大小城市里，來往的行人擁擠到摩肩接踵的程度；把他們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連綴成一幅遮蔽太陽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們個個行色匆匆，都在為爭利圖財而往復奔走。

上述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都北強南弱的差距，在公元后的第一個千年里逐漸被縮小了。推動著此種變化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北方漢語人群的大規模南遷，以及隨之發生的漢文明由北向南的大踏步推進與拓展。這個時期最令人注目的漢語人群的大規模南遷運動，分別發生在公元3至4世紀初和8世紀50年代至唐末，也就是從東吳立國長江流域到“五胡亂華”引起的“永嘉南渡”，以及從標志著唐王朝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直到黃巢起義這兩個時段之中。南遷的北方人口放棄了原先種植谷子、小麥、高粱等旱地作物的農耕方式，像南方當地人口一樣從事產出更高的稻作農業。他們對地廣人稀的南方來說，不僅是珍貴的勞動力，而且成為全方位帶動南方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源。12世紀20年代由金朝入主中原造成的“靖康之難”，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第三次北方人口的大規模南遷。拿南宋后期南部中國的人口數目與五百年之前相比，長江下游地區的人口增長幅度為643%，閩浙等東南沿海的增長更高達695%，長江中游則增長了483%。而同時期華北人口不過增加54%而已。

根據布羅代爾對近代以前歐洲農業狀況的估測，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從事畜牧業、小麥種植或水稻種植，由以獲得的熱量比分別為1∶4.4∶21.6。除了中國南方本來就地廣人稀之外，那里能夠持續不斷地接納并消化這么巨大的北方移民潮的另一個重大原因，顯然就在于此。

隨著南部中國的人口增加和生產開發，北方漢人開始改變對南方的印象。這種改變，其實在“安史之亂”阻斷了華北對唐朝中央政府的稅賦供給后，就已經被人們猛然看破。人們發現，“中原釋耒”之后，中央政府依靠從南方抽取經濟支持，就是所謂“漕吳而食、輦越而衣”，居然也足以支撐下去。所以杜牧說，“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韓愈說：“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到兩宋之際的又一次北方人口大規模南遷之后，南方就從趕上北方而進入超越北方的階段。

南宋王朝始終未能擺脫在軍事上積弱的局面，這大概給現代中國人留下了太多的關于它的負面印象，所以他們很容易忽略南宋歷史上光彩十足的那一面。中國經濟文化的重心，就在這個時期完成了從華北向南部中國的轉移；而12和13世紀的歐亞舊大陸所見證的，無疑是一個經濟和文化全面繁榮的南宋時代。“蘇湖熟，天下足”這句諺語的產生，表明長江三角洲這時已成為天下糧倉。金初向宋政府索要絹綢一千萬匹；金人拿到從北宋府庫里撥出的這批購買和平的費用后，只收下“北絹”，而浙絹則因為“輕疏”而被全數退回。這表明直到11世紀末，華北的絲綢紡織技術仍普遍高于南方。北宋的所謂“五大名窯”里，有四個位于北方，這是瓷器制造技術北勝于南的證明。這樣的局面由于兩宋之際北方人口的大規模南移而很快改變了。南宋人對自己在經濟文化方面的優越地位有明確的意識。他們斷言，天下“地利”，南方所有已超越北方：“儒學之盛，古稱鄒魯，今在閩越。機巧之利，古稱青齊，今稱巴蜀。棗栗之利古盛于北，而南夏古今無有。香茶之利今盛于南，而西北地古今無有。兔利盛于北，魚利盛于南。……然專于北者其利鮮，專于南者其利豐。……漕運之利今稱江淮，關河無聞。鹽池之利，今稱海鹽，天下仰給，而解鹽荒涼。陸海之利今稱江浙甲天下，關隴無聞。灌溉之利今稱浙江太湖甲于天下，河渭無聞。”當時的人寫詩道：“南船不至城無米，北貨難通藥缺參。”南北若不互通有無，南方所缺最多是珍稀藥材之類，而北方的基本生活需求就會面臨危機。經濟的發達支撐起文化的迅速拓展。比較一下唐前期進士人選的地理分布，與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特別是明代科舉前三名人選的出生地，足以顯示南方文化如何在大踏步地趕超北方。從宋代開始，南方士人進入最高權力中樞，也逐漸成為不可抑制的趨勢。宋元之際改朝換代的動蕩與破壞，并未完全中止南部中國這種經濟文化的全面繁榮；加上某些新歷史因素的刺激，它一路延續到元朝中后期。同樣，漢文明再下一輪輝煌，也從明后期安然越過明清鼎革的政治大變局，而持續到清中葉。清朝所謂“京派”學術傳統的中堅人物，實際上大多出生在南方。

三　“從東往西”

不過，在談及漢文明自北向南的擴展時，我們的描述所涉及的歷史地理范圍，其實主要還只局限于中國的東半部分。這里請允許我介紹一條反映中國人口分布特征的著名劃分線。在分別位于中國版圖東北和西南的兩個邊城，即黑河和騰沖之間畫一條直線，它會把現代中國疆域劃分為面積差不多相等的東、西兩個部分。直到大約二三十年之前，占據著54%國土面積的西半部總人口，仍然還只占全國人口的10%，而將近90%的中國人口，集中分布在占國土面積46%的東半部，“黑河—騰沖線”所能告訴我們的，遠遠不止是有關中國人口的區域分布特征。它又與中國境內300至400毫米年等降雨量帶的走向相當一致。而300至400毫米的年等降雨量帶，又大部分與前工業化條件下雨養農耕與牧業經濟（或非雨養農業）地區的分界相重疊。二者只在青藏高原東南部形成一個分岔，將這片降水雖然充沛，但高寒凸凹的地域排除出雨養農業區。因此，除了在關中平原附近需要稍加修正外，“黑河—騰沖線”事實上已經把近代之前中國大面積宜農區域的西部界線粗略地勾勒出來了。

但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把這條線疊加到中國各民族的地理分布圖上，就不難看出，在它以東，除去朝鮮族、壯族、侗族、傣族等幾個農耕民族外，占絕大部分的是漢族人口。在它以西，則是廣大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所以它也可以被大致看作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分布區之間的劃分線。

漢語人群頑強不息的移民運動停止在這條線附近并不是偶然的。漢文明如同鋪地毯一般向外展延的成功與局限，都與它以雨養農業為根基的特別性格息息相關。毛澤東曾經寫道：“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其實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黑河—騰沖線”所反映的，就是這樣一個事實。

那么，中國靠什么超越了區隔這兩大板塊的限制，從而建構出一個地域遼闊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呢？

在這個問題上，歷史學研究者面對“自古以來、越古越好”的民族主義神話，或許應當保持某種清醒。關于中國歷史的民族主義神話至少有兩個嚴重失誤。一是從當代中國版圖內全部地區的全部歷史都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個完全正確的陳述中，引申出一種十分幼稚的主張，即自古以來就存在一個與今日版圖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絕不允許變小的中國。這是把一個按現代國境線來界定的國家空間范圍向過去時代的回溯，誤判為“自古以來”的事實。第二種失誤與本文主題更密切相關。它把秦王朝以來兩千年內中國國家形成、發育與成熟的歷史，看作僅僅是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這一種國家建構模式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所以現在我的問題是，如果中國歷史上果真只存在這樣一種國家建構模式，它有可能把今天這樣廣袤的國土納入自己的疆域范圍嗎？

直到兩宋為止，唐是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王朝。檢閱過現在最流行的總章二年（669）唐代疆域圖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感受到，盡管它尚未將今云南以及整個藏地囊括在內，唐代拓地之廣，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但這張地圖也很容易對閱讀者產生某些誤導。正如濮德培尖銳地指出過的，在唐的邊界之內采用完全相同的主題底色，在很醒目地凸顯出唐代政治勢力所及的地域范圍同時，它也抹殺了唐政權在針對不同區域和人群的治理目標與國家權能實施方面一向存在的性質截然不同的多樣性差別。與對郡縣制體系之內各州縣的全方位治理相反，唐對處于光譜另一端的東、西、北三方最邊遠地區那些羈縻府州所能實施的主權，在不少場合虛弱到近乎只剩下一個空名的程度。可見帶著現代國家的領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圖，只會使人產生很不健康的妄想。

還不止如此。普通的讀圖人也常常會忽略歷史地圖上注明的繪制此圖所據資料的標準年代。總章二年那幅地圖反映的，是從7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唐代疆域的基本狀況。簡直好像是故意為了提醒我們注意到這一點，僅僅將它的標準年代再推遲兩三年，唐代的版圖就不再是本圖所呈現的那個樣子了。幾乎從7世紀70年代的一開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結盟反唐，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南疆以及北疆的相當一部分即長期淪為雙方拉鋸和爭奪的地段。差不多與此同時，一度南下投唐的厥逃歸漠北，復建第二突厥汗國，唐因此失去間接號令整個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維持對西域的間接統治，總共大約一百余年；而它擁有蒙古高原，則只有四十年而已。從這一事實出發，日本學者杉山正明把唐朝界定為“瞬間大帝國”的說法雖稍嫌夸張，但它對中國人普遍持有的“大唐三百年天下”這種模糊而夸大的傳統觀念，仍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唐代治理州縣制之外附屬國家、地區或人群的朝貢體系，主要由冊封和朝貢制度構成。這一套控御邊疆的制度體系為后來的歷代王朝所繼承，并加以發展。處于受羈縻地位的依附者，或者經歷從宋元土官、明清土司和清代土流并置乃至改土歸流等步驟逐漸內地化，被納入府縣管治體系。不過，中央王朝遵循這一途徑完全“消化”邊緣勢力，具有兩個必需的前提條件，就是它們必須位于緊貼漢地農業社會沿邊的可墾殖地區，并且規模不能過大，因而可以在那里培育出數量足夠的由漢族農業移民和被漢化的當地人口構成的編戶齊民，以便償付治理該地區所必需的經濟成本，并培育能響應郡縣制治理方式的社會基礎。而長期停頓在朝貢或冊封關系層面上的附屬者，則趨向于最終脫離附屬關系，甚至與原先的朝貢接受方形成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中國與趨向于演化為“外國”的地區之間的界限，就將位于土司建制地區和長期停留于朝貢—冊封建制的地區之間。直到清政府瓦解前夕，尚未完成改土歸流的土司地區的最大范圍，超出黑河—騰沖線之西并不太遠。

這就是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國家建構模式所能囊括的可以有效地加以治理的最大國土范圍：西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顯然未在其中。可見上述國家建構模式，無法單獨地解釋中國何以能形成如此遼闊的疆域。所以也就必然存在著另一種國家建構模式在其中發生作用。這就是從漢地社會邊緣的中國內陸亞洲邊疆發展起來的內亞邊疆帝國模式：它萌芽于遼，發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成熟、發達于清。

清朝當然也承襲了“天下中國觀”的傳統觀念和傳統朝貢體系，但它的國家建構模式還有新的創造。它把郡縣制之外的朝貢地區、人群和國家分置于三個不同的治理空間。一即傳統的土司地區，這可以認為是它從唐宋體制繼承下來的。一稱“外藩各部”，包括內札薩克（內蒙古各盟旗）、察哈爾（內屬蒙古各旗）、喀爾喀（外札薩克蒙古）、青海、西藏諸地域，以及新征服的金川土司、南疆回部各伯克頭人屬下等部。凡有關對這些地方進行具體治理的政令、刑事、軍旅、屯田、郵傳、互市等方面的治理事宜均屬理藩院。正是通過這一新創制的理藩院機構，清朝將國家治理范圍拓寬到遠超出“土司”轄地之外的廣袤的“朝貢”地區。最后一類，則稱“域外朝貢諸國”，清朝對它們完全不負國家治理的責任，處理與這些國家之間交往的職責，由類似外交部功能的禮部鴻臚寺來承擔。非常有趣的是，當清政府力圖從傳統體制中為它的每一項機構設置尋找合法性依據時，它不得不承認，除了元代管理西藏地方及全國佛教的“宣政院”以外，在明代和宋代的國家機構中，根本找不到類似理藩院那樣的建制。這正是內亞邊疆帝國才具備的特別管治體制。它不像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模式那樣，以“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為異”，也就是把用漢文化來覆蓋全部國土當作理想中的治理目標，而是恰恰相反，力求把有效的國家治理與保持疆域內各人群的文化多樣性最大程度地統一起來。

由滿洲人建立的清王朝，用他們地改宗的藏傳佛教信仰來親善信奉同一宗教的蒙古人，又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蒙古人將藏區、青海和西域納入國家疆域。清代中國是在多民族參與下構建起來并獲得鞏固的。中華民國用繼續承認清朝與列強簽訂的全部不平等條約義務為代價，換來國際體系對它繼承清朝全部國家版圖的承認。與這個世界上的絕大部分現代國家是舊式帝國瓦解與分裂的結果不同，現代中國形成的獨特道路，使它變成非常例外于世界歷史的幾乎完整地保留著自己帝國時代版圖的現代民族國家。這與漢族之外還有好幾個重要的民族參與了清代中國的構建密切相關。

因此，中國的國家建構能“從東往西”跨越“黑河—騰沖線”的限制，與元和清這兩個王朝所做出的巨大貢獻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設想如果沒有元和清，繼承了宋、明版圖的中國與今日中國的疆域面積之間將會有多么巨大的差別！

四　“中國”很古老，也很年輕

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或許可以按每一千年為一個分期段，從最近四千年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遷過程中抽繹出一條非常簡明的線索來：

——從公元前兩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華北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強烈的交互作用與整合過程中，終于跨過文明的“門檻”，發育成以“三代”（夏、商、西周）著稱的早期華夏文明。

——在公元前最后的那一千年，華夏逐漸擴大勢力范圍，將未能被同化在自身文化圈內的其他人群排斥到邊緣。華北開始呈現“內夏外夷”的空間分布特征，并確立了自己作為中國經濟文化核心地區的區位優勢。在那里形成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官僚制政權，開始把遠超出華夏文明地域范圍的疆土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

——公元后第一個一千年，漢文明一波緊接一波地從華北向南方社會全面滲透，以越來越快的節奏推動東部中國經濟文化均質化的進程。中央王朝將西北部中國納入自己版圖的努力則時斷時續，事過于倍而功未及半。

——公元后第二個一千年，南方超越北方，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完成。西部及西北各地區先后被元、清等政權穩固地整合到中央王朝的疆域結構之中，但西部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問題仍嚴重滯后。

從以上線索中，有四點非常值得提出來加以強調。

首先，在王朝有生有滅、新舊相替、疆域不斷伸縮變化的時空中，逐漸突現出來一個超越這個或那個具體王朝層面的、具有歷史連貫性的政治共同體，它就叫中國。中國觀念的綿長悠久的歷史性，是屬于我們的一筆寶貴和輝煌的遺產。

歷史上的中國，先后有過五種互有區別的含義。現存文字材料里的“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鑄成于西周前期的著名青銅器“何尊”的銘文內。在其中，周成王追溯他父親武王的話說：“余其宅茲中國。”（且讓我安頓在這個稱為中國的地方）成王口中的“中國”，原指洛陽及其鄰近地區。它與古時候的華夏人群把今登封、洛陽一帶視為“土中”（即天下中心）的觀念有關。這說明至少是在西周初，“中國”已經成為對河南核心地區的一個流行稱呼了。

“中國”的第二層含義是指關東，即函谷關或者后來潼關以東的黃河中下游平原。《荀子》說：戰國之秦，“威動海內，強殆中國”（秦之強能危殆中國）；《韓非子》說：“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于己也”；顏師古在注釋《漢書》記載劉邦左股有黑子之事時寫道：“今中國通呼為魘子；吳楚俗謂之志，志者記也。”照上引各種說法，秦、越、吳、楚都不在“中國”的范圍內。可見這個中國，僅指關東而言。它的第三層含義則把關中也包括進去了。《史記》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華山位于關中。是知司馬遷所說的中國，已經把北部中國的核心地區全都包含其中。

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也有了第四層含義，即用它來指稱以華北核心地區作為其統治基礎，而后也用指自北方南遷后立國于南部中國的諸多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全部國家版圖。在“中國”被用來命名這樣一個疆域范圍時，它當然就經常會遠遠超出漢地社會和漢文化所達到的邊界。秦、漢版圖已先后到達今廣東、云南，但直到那時為止，淮河、漢水以南廣大地區的土著，都還不是漢語人群。“中國”的第五層含義是隨著漢語人群向華北以外地區的大規模遷徙流動而產生的。它指的是在國家版圖內不斷向外擴展其生存空間的那個主體人群及其文化，也就是漢語人群和漢文化。萬斯同主編的《明史》稿本在講述西南各土司的轄區時概括說：“大抵諸夷風俗，與中國大異。”很清楚，此處的“中國”，是指漢族和漢文化而言。

關于“中國”的最后那兩層含義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語中的Chinese才會既指“中國的”，又指“漢族的”。這并不是外國人的誤讀。它確實反映出如下事實，即“中國”這個詞曾經長時期地擁有兩個互相聯系但又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其次，上述脈絡告訴我們，把過去幾千年內中國國家建構的歷史進程，理解為僅僅是受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這一種模式之產生、發展和演變所支配、所決定的看法，完全不符合歷史的實相。歷史中國是在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和以遼、金、元、清等政權為代表的內亞“邊疆”帝國體制這樣兩種國家建構模式反復地相互撞擊與整合的過程之中形成的。如果沒有滿族、蒙古族和藏族等民族對創建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貢獻，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版圖規模的現代中國。關于這個問題，濮德培的《中國向西挺進》一書很值得參考。它認為，由清朝完成的對西北中國的征服，繼承與改造了關于“中國”的認同。18世紀的中國還沒有進入民族主義的時代，但到18世紀為止的清朝國家體制所確立的框架，使19世紀晚期的中華民族認同得以在其中實現。這個框架包括：邊界的確定，漢人、滿洲人、人群和對各自的固定族裔身份及其集體譜系的認同，以及一個多民族統一帝國的構架。

第三，清王朝所確立的“多民族統一帝國”的構架，并沒有如相當多的中國人，尤其是漢人中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中國”的兩層含義混為一談的人們所想象的那般歷史悠久。這里的關鍵在于，在中國歷史上，只是在清代，我們才在非漢語大型人群的語言里，看見對于一個既包含本民族也包含漢族在內的巨大政治共同體的稱呼。

清朝的國號最先叫dai-qing gurun，即“大清國”。滿人入關前，滿文中業已出現用以對譯漢語“中國”一詞的tulimbai gurun；但這時該詞還含有相對于滿人而言的“他者”之意。再后來，它逐漸變為可以與“大清國”互換使用的名詞。這是滿洲人把自己看作“中國人”最直接的證據。有些西方學者用民族主義思潮席卷時代的“后見之明”看待清朝，說清政權不能算“中國”。但滿洲人自己都把清朝與中國等同看待，別人還有什么理由認為清朝不是中國呢？

蒙古語“中國”的對譯詞tumdadu ulus，很可能是根據滿語翻譯過來的。但是，大約在此前不久，至少在漠南蒙古人里，已經產生了某種把自己和漢地社會視為一體的觀念。它體現在《蒙古源流》對成吉思汗的稱號，即“速圖·大明·博格達·成吉思汗（sutu daiming boghda chinggisqan，譯言‘有福的大明神圣成吉思汗’）”之中。這里的“大明”所表達的，實際上就是在成吉思汗的上述稱號形成之時，也就是明清之際漠南蒙古人心目里“中國”的意思。自從西漢把匈奴主力從漠南趕到漠北之后，蒙古高原游牧人群的主流社會長期位于漠北草原；漠南草原變成被排擠出“引弓之國”核心地區、淪為漢地王朝附庸的游牧人邊緣勢力駐扎的地方。直到明中葉，這種形勢才發生改變，蒙古游牧集團的活動重心重新向漠南傾斜。漠南蒙古成為蒙古各部中文化最為發達的群體。推動蒙古社會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漠南具有與漢地及藏地進行各種交流溝通的更優越、更便利的條件。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漠北、漠南蒙古在清末民初的不同政治選擇，雖然部分地取決于當日國際形勢，但也不是與蒙古諸部在此之前的不同發展取向完全沒有歷史關聯度的。

除了滿洲語和蒙古語，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另外一些大型少數民族的語言里，往往找不到一個可以與“中國”含義相對應的語詞。早在唐朝時，漢地社會就已與藏地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不過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就連漢人對藏地的稱呼“吐蕃”，實際上還是來自以中介貿易著稱的中亞“胡商”粟特人的語言。可見對中國國內有些非漢族人群來說，一個包含他們自己在內的“中國”觀念，并未具有“自古以來”那樣悠長的歷史屬性。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一個歷史現實。

第四，由以上見解出發，足以看出清代歷史的重要性之一是在于，中華民國的版圖，是從清朝繼承來的。自從國際條約體系承認中華民國繼承清朝疆域版圖以后，只有蘇聯違背了它對中國的承諾。其結果便是屬于清代中國領土的外蒙古各盟旗從中國分離出去，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不僅如此，由于蒙古獨立而成為飛地的唐努烏梁海地區，最終也被納入蘇聯自己的版圖。

所以，如果說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近現代國家的成立，都是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從過去的帝國如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神圣羅馬帝國，或者從列強建立的殖民帝國中分離出來、獨立建國的結果，那么中國和蘇聯就曾經是兩個少見的例外。而在蘇聯瓦解之后，中國變成幾乎唯一的基本保留其帝國時代疆域版圖的現代國家。西方學者中因此有人把這種所謂“令人吃驚的統一”看作“中國的神話”。在他們看來，近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努力，很像是在把一件現代民族國家的緊身馬甲，硬套到帝國的身軀上去。研究中國問題的著名政治學家白魯恂說：“以西方的標準看來，今日中國就好像是羅馬帝國或查理曼時代的歐洲一直延續到當前，而它如今卻又在行使著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功能。”與其把外國人的這種想法簡單地理解為是在對中國進行不懷好意的煽動和破壞，不如說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人之所以會產生如此認識，實際上是因為他們總在以他們自己的國家誕生于某個帝國之分裂的歷史經驗，來看待一個全然不同的中國。理解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中國的國家認同與中國的民族問題如果說有什么特殊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地方，那么它的全部特殊性的歷史根源正在這里。

五　結語

從中國的國家認同及其民族問題的歷史特殊性出發，我們需要對某些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不證自明、不言而喻的觀念進行反思，至少是在以下八個方面：

第一，把民族主義分為“愛國的”和“分裂的”，或者把民族改稱為“族群”，那是無濟于事的。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加以修正的，是每個民族都應該建立自己國家的政治訴求。

第二，但這并不等于說，今后絕不會再發生某個少數民族從它所屬國家內分離出來、獨立建國的事情了。在某些特定歷史條件下，它依然可能發生。盡管我們做不到預先就得知所有那些“特定歷史條件”，不過至少它們中間很可能包括以下三者：首先，那個多民族國家由于外敵入侵或內亂而陷于解體；其次，極其嚴重的民族壓迫使遭受壓迫的少數民族要求分離和獨立的要求正當化；再次，一國內長期滯后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由于尖銳的社會矛盾，其中也包括民族矛盾的倒逼，而被匆忙推入實施軌道。所以，為了預防類似事件的發生，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這樣三種特定歷史條件的釀成，需要在國內政策上杜絕產生嚴重民族壓迫的一切可能性，并防止在缺乏必要準備的背景下匆忙實施過于激進的政治改革。

第三，這個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種唯我獨尊的絕對真理，可以擁有權力壓倒和顛覆其余一切原則、價值和目標。這個世界上也不存在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某些復雜問題的任何方案。任何堅持這樣的絕對真理和最終解決方案的意圖，其結果只能導致暴力和專制。必須防止這樣那樣的自封的唯一真理沖破我們的良知、和常識的基本底線。這些都曾被堅決選擇“狐貍式”智慧的以賽亞·伯林反復強調過。凡事只要一變成“主義”（-ism），就會遭到他的懷疑和警惕。我們需要學習他的智慧。

第四，后起飛國家、地區在政治上往往是早熟的。以為經濟落后地區的人們只要經歷著物質生活的改善就會感覺滿意的看法，可能是一種極其危險的誤解。對經濟不發達地區的人們的價值強調向后物質主義目標領域的轉移，應當有充分的估計。

第五，中國在解決西部發展問題時必須注意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絕不應該把漢民族從華北向淮漢一線以南擴張自己生存空間的歷史經驗，主要包括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以農業作為最基本的經濟開發方式，以及用漢文化去覆蓋被開發地區等等，有意無意地移用于針對西部開發的觀念和實踐之中。

第六，因為現代中國建立在一個很少見的未曾分裂過的帝國疆域基礎之上，中國國情中一個最為特殊的要素是，除了漢族以外，中國國土內還包含著幾十個少數民族的“家園”。一個民族或族裔群體所共同擁有的一片可以被認為是屬于他們自己家園的土地，對這個民族或族群的每一個成員，無論他們當下是否生活在那塊土地上，或者是否打算在未來生活在那塊土地上，都同樣會是最敏感、最被珍愛的精神資源。你可能經常甚至長期不在家，但有家的感覺依然使你不孤獨。因此，康諾爾強調，必須在多民族國家中再分辨出“只有一個擁有家園的民族的多民族國家”（unihomeland multination state）、“有諸多個擁有各自家園的民族的多民族國家”（multihomeland multination state），以及“沒有擁有家園的民族的多民族國家”（non-homeland multination state）等等。康諾爾對多民族國家的分類，凸顯出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特殊性，即它的版圖覆蓋著多達數十個久遠以來即分別屬于各龐大的少數民族或大規模邊緣人群的生存活動地區。當代中國民族關系和民族問題的全部特殊性，歸根結底就是從這里產生的。我們應當尊重擁有自己祖居地的民族對自己那片祖居地難以割舍的獨特情感，尊重他們在那片土地上實行自治的政治權利。多民族國家內的主體民族，無論把這兩個尊重放在多高的位置上都不會過分。我們一向把中國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比作兄弟關系。那么我們是否應該想象一下，當一個哥哥以自家人、親兄弟的理由，自說自話地跑到弟弟們家里去翻箱倒柜時，那一群弟弟們又會做何感想？

第七，在多民族國家內鑄造一個超越個體民族的“國族”共同體，不應該也不可能通過有意泯滅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他們之間差異的路徑得以實現。國族認同只能建立在政治民主化的價值基礎之上，它應當超越各民族對本族體的認同，而不可能取代、壓制和消解民族認同本身的存在。

第八，多民族國家的國家民族主義，往往與構成這個國家內人口主體的那個民族的族裔民族主義（在中國也就是與漢族沙文主義）難分難解。所以必須警惕和防止在國家民族主義名義下泛濫的主體民族的民族沙文主義。一個多民族國家不能沒有一種主體語言和主體文化。毫無疑問，中國的主體語言和主體文化，只能是屬于中國人口將近90%的主體人群的語言和文化，也就是漢語和漢文化。這是任何人無法否認的事實。但是承認這個事實，并不意味著就必須否認另一個同樣明顯的事實，即這個主體語言和主體文化，無時無刻不在侵蝕和損害各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根據我們過去的認識，中國所以需要一些特殊的民族政策，是因為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不能立即消除歷史上曾長期存在的民族壓迫所導致的民族間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事實上不平等”。各民族間“事實上不平等”的提法，未見于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而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中央統戰部對經典著作的一個創造性發揮。據說毛澤東非常欣賞這個表述，曾夸獎說：“統戰部有秀才。”但是現在看來，這樣的認識恐怕還是不夠的。需要用特殊的民族政策來彌補的，不僅是歷史造成的不平等，而且還有少數民族在多民族國家內無法避免的邊緣地位所帶來的對他們語言和文化發展的制約。正因為如此，至少是在他們的原居地，他們必須擁有某些特別的政治權利，根據自己的意愿和決策，來保護其語言和文化的純潔性與完整性。正因為如此，前些年甚囂塵上的有關“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張（仿效美國“熔爐模式”、民族問題的“去政治化”、在民族地區改制建省），是絕對必須斷然拒絕的。

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中國的將來，也只能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將來。任何想改變我們的這一宿命的試圖，所能帶來的只會是讓中國蒙受苦難、恥辱，甚至走向萬劫不復的分裂。對這一點的重要性，無論怎樣認識都不會過分。

原載清華國學院編：《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國》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