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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薇依（下稱薇依）是與薩特、波伏娃、加繆等人同時代的法國哲學家，由于西蒙娜·薇依時常被當成宗教神秘主義思想家看待，國內的讀者對她的了解有限。此次由王天宇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工廠日記》，收錄的主要是薇依論工人生活狀況的文字。這十六篇寫于1934年與1942年之間的文字，除去最后一篇，并未直接涉及薇依的宗教觀。

或許正因為此，我們得以從該書中較為直接地窺見薇依的思想來源、明了是什么一直驅動著她以如此獨特的方式運思著，直至她在34歲時因執意要與德占區的法國同胞一起挨餓而去世。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猶太裔法國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神秘主義思想家。薇依成長于富裕的中產家庭，曾以第一名成績考入巴黎高師，是波伏娃的同學。薇依擔任過中學哲學教師，后又投身工人運動和反法西斯運動，寫下大量涉及哲學、歷史和政治筆記，對勞動、政治參與和社會活動進行理論總結，成為20世紀法國思想的重要來源之一。

下文刊發本書的書評文章，以期與讀者一道重回二十世紀薇依所經歷的工廠生活，思考當人被卷入工作中逐漸失去節奏時，工作到底意味著什么？以及人的尊嚴又何以可能？此前，我們還摘編了《工廠日記》中的部分章節（西蒙娜·薇依《工廠日記》：工作不應拖累勞動者），同時該書也入選了新京報書評周刊好書榜六月榜，我們借此紀念這位在日常中持續追問人之價值的先鋒學者。

《工廠日記》，作者：西蒙娜·薇依，譯者：王天宇，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4月（海報設計：劉曉斐）

推薦理由：西蒙娜·薇依生于巴黎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有著超越常人的智識，在巴黎高師學習哲學，后來在幾所中學擔任過哲學教師，她擁有的這些條件基本可以讓其保持一種相對（只是相對）自由、有尊嚴的生活，但在1934年底，薇依選擇離開學校，進入工廠，從事低薪、重體力勞動。對于動作遲緩、時常被頭痛折磨的薇依來說，這無疑是極大的考驗，從她在此階段寫下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知道，從早到晚，她和工友們都在艱難應對無情的機器、對工作速度的苛刻要求，尤其是被壓迫、被奴役的屈辱感：“我自己也是竭盡全力才能維持尊嚴……幾周這樣的生活差不多足以將我變成一頭溫順的野獸，只有在周日我才能恢復點自我意識。”其他工人的狀況可想而知。

盡管如此艱難，盡管滿是屈辱與失敗，薇依沒有想過逃跑，在一封信中——薇依的信總是極其誠懇而睿智——她說：“我并不覺得這些苦難是我自己的，我把它們視作工人們的苦難。就我個人而言，無論我是否遭受了苦難，都是幾乎無關緊要的小事。因此，想要認識和理解的渴望輕易就戰勝了逃跑的誘惑。”“我的苦難無關緊要”所展現出的靈魂是崇高的，而且是在“崇高”這個詞最深刻的意義層面上說。這種常人無法做出的行為，自然出自薇依對底層人民強大的同理心，但又不只是同理心。她把當勞工的生命經驗視為“與現實生活接觸”，“與生命的直接接觸”，她想要摒除某種幻覺，不被生活欺騙，她想接近（乃至接受）“不幸”，進而尋求解脫的路徑。

以切身體驗為基礎，薇依知道并深深感受到一個工人的生活飽含的巨大痛苦，她詳細記錄并思考工人的處境，為改善工人的生存狀況，她號召雷諾工廠的工人把自己的內心感受寫出來，發在雜志上；她給一位工廠經理寫信，給出改善建議；而且薇依清楚地知道，工人面臨的不幸與政治制度和社會形態無關，“我關于工廠的疑問完全不受政治制度的影響。它事關工廠從完全從屬關系逐步過渡至某種從屬和合作混合的關系，理想情況是純粹的合作”，而所謂革命，很有可能只是導致壓迫集團的更換，“只要生產是建立在被動服從的基礎上，工人們就要繼續被動地服從”。這顯示出薇依敏銳的洞察力，對某些主義作出反思，而她給出的最終解脫/救贖之路是具有超越性的。本書最后一篇文章《非奴役性工作的首要條件》寫于薇依去世前兩年，那時她的思想已經成型，在文中她說，“解藥只有一種。唯一能讓人忍受住單調的是永恒的光明，是美。”什么是“永恒”的？只有“絕對存在”，那不生不死、涵容萬物的“在”，在薇依眼中就是上帝。在對上帝的愛和信仰中，受苦者得以“生活在那超自然的詩意氛圍中”，整個生命因此改變。（推薦語撰文/張進）

撰文｜劉任翔

以痛入思

薇依的身上始終有兩面：抽離而冷靜的哲學家的一面，和動情而狂熱的殉道者的一面。在她看來，痛苦不是可以被消滅的，而恰恰是有限之人的印記，構成了人所能體認的一切意義的通道。換言之，盡管意義的來源多種多樣，它們卻必須通過痛苦而打動人；這種“切膚”的體驗確保了意義的直接、真實和完整。相比之下，那種在優渥生活中不痛不癢地尋到的所謂意義，則蒼白而虛假。

正因為此，薇依對工廠生活格外該興趣。在這種由身體介入的行動中，人同自然界的種種滯重和阻礙相抗爭，力圖克服自然卻又從來不能徹底克服，艱辛地用人工來劃定自己有限的生活場域：

只有金屬的聲音，轉動的車輪以及金屬焊接；這些聲音不是自然或生命的聲音，而是人類嚴肅、持續、不間斷地在物體上操作的聲音。……冬天早晨和晚上的黑暗時分，只有電燈亮著，所有的感官都沉浸在同一世界。燈具、傳送帶、聲音、堅硬而冰冷的廢鐵，一切都將人轉變成了工人。

可以說，薇依筆下的“工人境況”（la condition ouvrière，《工廠日記》法文原版標題），正是阿倫特所說的“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的最突出的體現。每個人在其生存的最深處都是工人，因為其生活的意義來自這種“雖然艱苦，同時也帶來勝利”的與物的沖突。那些在現實中以體力工作為業的人，因而是人性的集中體現。工人問題不是一個局域性問題；它只是集中地反映出了人的問題。

《工廠日記》，作者：（法）西蒙娜·薇依；譯者：王天宇；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

薇依非常明白，自己在出身和職業道路方面并不是一名工人。她擔心，與工人的這種疏遠會使她的思考如同無病呻吟。但另一方面，她也看到工人們在現代大工業的宰制之下極少有機會去反思自身的境況。工人的不幸不僅是一種未思之物（l’impensé），而且甚至是一種不可思之物（l’impensable），因為這種不幸本身就會扼殺思考。于是，薇依給自己設定的任務就是在抽離的思想家與受難的工人兩個角間穿梭。《工廠日記》中將近一半的篇幅是她親身成為一名女工（首先在阿爾斯通，之后在雷諾）期間的思想速記；而她從這段經歷中獲得的感觸，隨后又在書中收錄的更具學術性或論辯性的文章中出現。

這種來回穿梭比起固定于其中任何一種角色都要困難。如果不是放下知識分子的一切特權乃至尊嚴，親身投入工廠制度的奴役中，冒著工頭的侮辱和被機器傷害致殘的危險拼命干活，就無法獲得思想所需的最鮮活的感受；但工廠的奴役本身卻不斷磨損著靈魂，使思想在無可奈何的服從之中疲憊不堪，使人很容易陷入一種無所求、無所思的麻木狀態。清醒地經受現代的工人狀況，并打起精神思考它——這是最困難的。

工廠之惡

在痛苦的、投入的思考中，薇依意識到現代大工業制度對工人的權利乃至尊嚴的嚴重威脅。

在薇依看來，工作、甚至命令與服從的關系，本身并不必定構成奴役。如果每一位工人都被當作完整的人來看待，都能把握到在工作和產品之中所蘊含的目的性（每一步操作的意義、產品的用途等等），并依據這種目的性自主地展開行動，他們就是自由的，甚至比免除了工作的義務而無所事事的人更為自由。薇依心懷的理想似乎接近手工業小作坊的工作模式。在自主地服務于同樣的目的時，師傅與學徒雖然有命令與服從的關系，卻是各自自由的。

相比之下，現代大工業的組織模式從工人那里剝奪了使生產活動有意義的目的性，使身體參與的工作（work）淪為盲目重復的體力勞動（labor）。一種產品的制造過程被分割為無數孤立的步驟（如擰緊螺絲），分配給不同的工人。勞動分工的用意，不是人的發展，而是生產效率的提高。工人看似經歷了“專業化”，實則因為失去了對全局的把握而淪為“熟練工”，淪為可以替換的零件。

在大工業化之前，工匠是在“創作”自己的產品，能夠看見自己每一項努力的效果，能夠自主地調整努力的方向和程度。而大工業之中的工人，看不到自己的努力通向何方，只是被要求重復某個規定好的動作，如同電力一樣只是純粹的手段而非目的。相應地，驅動這種“電力”的，不再是對作品的向往，而只能是由經濟關系（計件或計時工資制）所施加的“必然性”。人必須吃飯，吃飯必須付錢，要掙錢必須工作——在這個必然性的公式里，工作本身的目的變得無關緊要，它唯一的意義就在于出賣勞動力換取金錢。經濟的必然性，既冷酷無情，又蠻不講理。它鼓動的，不是人身上高尚的品質，而是最低級的欲望或情感：對金錢的貪婪，對挨餓的恐懼，對同伴的嫉妒，對程序的偏執。只有這些，才能將一個工人束縛在工廠之中，使之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服從種種就其自身而言并無意義的命令。

當人成為物料

對薇依而言，工人的這種自我降格式的服從是觸目驚心的。代表著企業家和工廠主利益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一方面需要在工人身上保留判斷力和能動性（在這一點上，工人仍然優于機器），另一方面又不準備在制度上承認和尊重工人的個性和尊嚴，而是希望用嚴苛的、極度不穩定的雇傭條件，迫使工人“自愿地”進入奴役狀態，用自己的自由和力量為大工業生產添磚加瓦。工人對它而言僅僅是工具，是勞動力的一個單位，而從來都不是目的本身。這種境況中的工人的痛苦在于，他們一方面必須是自由的，以便有能力完成工作；另一方面這種自由又不得不一次次向著所謂的“必然”低頭，而這種“必然”又是大工業制度人為地營造出的。

《摩登時代》（1936）劇照。

與此同時，對工人工作的承認和贊許，被無一例外地兌換成金錢，而金錢是對產品的認可，不是對制造了產品的人及其創造性工作的認可。薇依說：“我們覺得自己有點像個孩子，母親為了使我們安靜，給我們串珠子并承諾給糖果。”沒有人明白為什么要串珠子，只是出于對獎勵的期待或對懲罰的恐懼而做這件事。工人們于是在這種循環往復中陷入沉默的自動化狀態；他們身上使他們成為完整的人的因素，例如友情、榮譽感、責任心，正在漸漸流失。工人逐漸成為一種“赤裸生命”，僅僅為了延續生命而投入工作的無望循環之中。薇依對比了自己在兩種身份之下的狀態：“在大學里，我有權利、尊嚴和責任去捍衛。而作為一名工廠工人，我每天在打卡的那一刻就不得不放棄各種權利，還有什么可捍衛的？我所要守護的只有自己的生命。”

在日復一日的屈服中，人變得麻木。薇依在日記中寫道：“苦役已讓我覺得自己已不再有任何權利。能夠在有些時刻不用承受他人的粗暴言行，在我看來都是恩賜。”原先屬于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如今成了稀缺的特權，它偶然落在工人頭上時無異于一種恩惠。沒有什么是可以反抗的，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奴役邏輯早已如空氣一般充斥社會的各個角落。于是，唯有沉默和屈從。在這種環境里，人會逐漸相信自己沒有價值，不配被當作一個人來對待，或者說只有在“有用”時才是值得尊重的。他（她）會在這個世界上無家可歸：工廠不是工人的家，工人更像是機器的仆人。

薇依在這里對大工業生產中工人境況的描述，像極了漢娜·阿倫特對極權統治下的人成為“赤裸生命”的過程的描述。顯然，薇依在工人的遭遇中看到的也是整個人類的遭遇；工廠中的奴役模式從來都不會限于工廠大門之內，而是持續地毒害著社會。在大工業生產和集中營的邏輯中有一些非常相似的方面，因此，集中營的大門上寫著“勞動帶來自由”（Arbeit macht frei），也就不難理解了。

不屬于自己的節奏

在薇依對大工業生產制度之惡的揭露中，貫穿著她有關人在工作中的尊嚴與工作的節奏之間關系的思考。簡而言之，大工業生產的特點是不尊重完成一件作品所需的內在節奏，而要將制作過程打碎，還原為種種如活塞往復運動般機械的重復，然后將機械的節奏強加于工人，逼迫工人為工廠這臺巨型機器提供能源。只有這樣，大工業才有可能無止境地提高生產的速度。對速度的追求意味著對內在節奏的踐踏。再沒有庖丁解牛那樣的悠然，有的只是卓別林在《摩登時代》的流水線上擰螺絲時的慌張。

《摩登時代》（1936）劇照。

對工人來說，成為這種外在強加的、不斷加速的生產節奏的一部分，就意味著陷入無望且無意義的循環。這種循環對思想是免疫的；在流水線上無法嚴肅地思考。薇依生動地對比了兩種工作模式，以及兩種相應的時間節律：

所有這一系列動作被賦予了一種美感，即便在完成時也毫不遜色。其間出現停頓的瞬間，短暫如閃電，這構成了節奏的秘密，同時這些動作以極快的速度，給觀眾留下了緩慢的印象。跑步者打破世界紀錄的那一刻似乎在緩慢地滑行，而我們卻看到那些平庸的跑步者在他身后加速；一個農民割草割得越快越好，那些看著他的人就越覺得，沒錯，他在慢慢來。

恰恰相反，工人在機器上操作時卻總顯得悲慘又匆忙，沒有任何優雅和尊嚴可言。一個人做完某件事后停下來是很自然和恰當的，哪怕只是一瞬間，讓自己可以像《創世記》中的上帝一樣注意自己所做的事；這種思想的閃光、靜止的平衡，我們在工廠工作時必須學會完全摒棄它們。除非一秒鐘內，動作一個接一個不間斷地展開，幾乎像時鐘的滴答聲一樣，沒有任何東西表明某件事情已經完成，另一件事情開始的時候，工人在機器上操作的節拍才能達到要求。這種沉悶且單調的滴答聲是我們所無法長期忍受的，而工人們幾乎是在用自己的身體復制這種聲音。

在完成一種創造性的行為時，暫時停下來，欣賞自己的所作所為——這樣的停頓和延時，為工作賦予內在的節奏，使之能夠有意義。而工人卻必須急急忙忙地奔向下一個零件，甚至無暇顧及自己上一個動作的效果。沒有圓滿的暫歇，只有無盡的奔赴。于是，一切的開端和完成都被抹去了；時間的流不再有起起伏伏、疏疏密密，而變成了無盡重復的動作所構成的均勻的流，變成了“沉悶且單調的滴答聲”。而一種缺乏開端和完成的時間，只能是無歷史的、無情節的、無意義的時間。

一旦被卷入這種時間流之中，工人就會感到時間不屬于自己。他們的時間由漫長的單調重復與不可預料的偶然打斷構成：后者或來自他們的上級，或來自工具的損壞、零件的失蹤等。這種偶然性無助于緩解單調，因為它只是粗暴地打斷單調重復，又必須被盡快地解決，好讓單調重復能夠持續。總而言之，工人失去了對任何長期目標的期待；他們在時間方面的“視野”越來越窄，直至成為缺乏遠見與勇氣、只能執行眼前命令的“工具人”。

尋回工作的尊嚴

面對她所描繪的嚴苛境況，薇依會如何做？

她不是一個停留于理論思考的人。書中收錄了一些書信和報刊文摘，它們清晰地顯示出，薇依努力要將自己在工廠中的所見所思轉化為變革社會的力量。她的立場被稱為“工團主義”，但這個詞遠不能概括她在為變革奔走呼告時最關心的東西。她所關心的，不是工人的“抱團”，不是工會有關工資或工作時長的討價還價，更不是工人階級對政權的奪取和對生產的大發展，而是重塑被大工業生產所沖擊的人的尊嚴。

而且，薇依給出的方案并不是否棄大工業、回到手工業小作坊時代，而是在工廠之中，通過調停工廠主與工人之間的關系、增進相互理解和信任，來塑造一種更有人性的工廠文化。一方面，這意味著工廠主必須將工人當作活生生的人而非勞動力來看待，將人的發展提升到與產品的生產同樣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工人要試圖理解，在自己所經歷的痛苦之中有什么是根植于與物質斗爭所牽涉的必然性，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免除一切痛苦。可以想見，薇依的這種微妙的立場不會受任何一方歡迎。雙方都更希望一勞永逸地壓倒對方，將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這種看似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斗爭中，雙方遵循的都是壓迫的邏輯，是資本主義的最大化邏輯。

《摩登時代》（1936）劇照。

那么，什么是薇依所設想的工人的尊嚴？盡管它很難實現，我們卻不宜因此否認薇依所做的思考的價值，因為它可能是我們直到今天都在向往、并且在一些細微之處已經在力圖實現的東西：

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界確實存在；我們的確是肉身；我們被拋出永恒之外；我們確實必須穿越時間，一分鐘又一分鐘地歷經苦痛。我們的命運就是要經歷這般痛苦，而單調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形式。但同時，我們的思想也是為了主宰時間而生，每個人都必須堅定不移地守護這一使命。日、月、季、年的更迭一如往昔，其間不斷帶給人多樣的驚喜，這正如我們所歷經的痛苦和展現的偉大。在人類事物中，所有能與美好掛鉤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這種統一性和多樣性的結合；凡是與之不同的事物都是低劣可恥的。……在太陽和星星有規律的輪回的影響下，時間已事先充滿有序且有限的多樣性，這當中包含了無限多樣絕對不可預測且部分無序的事件。（320-321頁）

尊嚴首先基于對我們的有限性（即時間性和肉身性）的承認而非拋棄。穿越時間，就意味著經歷苦痛，意味著工作。而從工作之中升起的，卻是主宰時間的偉大愿望。但是，主宰時間，并不意味著扼殺彼此生命中遭遇“多樣的驚喜”的可能性。工作不應使時間變得單調，而應使時間進一步開放。如阿倫特所說，人的作品應當有一種持久性，有超越個體生命而留諸后世的價值；而對這種持久性的保障，首先不在于作品在物質層面的堅固，而在于多樣的、能夠常新的社群容許了作品的價值不斷地被重新體認——正如是有關黃鶴樓的詩才使得黃鶴樓千古不朽。如果說在阿倫特這里，人的尊嚴還被分割在“工作”（作品的持久性）和“行動”（對作品價值的重新體認）這兩種形態之中，薇依所設想的“工作”似乎應許了兩者。人在工作中接近神。工作可說是凝聚了薇依的人性理想。

數十年過去，薇依的文字仍然是如此一針見血，又如此振聾發聵。如今，“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一樣，被囚禁于目的不明而又無限重復的“狗屁工作”中。薇依向我們指明我們的出路，是重新喚起人與人之間真正的聯結——而非總是通過財與物來聯結，更非淪為物與物之間的工具性的聯結點。

撰文/劉任翔

編輯/張進，申璐

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