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蕭湖公園作文300字、淮安區瀟湖公園

一、征文內容

校史印記

二、征文要求

角度一

著眼一段有意義的故事。可講述一張有紀念意義的照片、一個有特殊意義的物品、一件特別的禮物、一個紀念價值的雕塑、一位在學校發展史上作出重要貢獻的教育工作者、優秀校友等背后的故事。不羅列發展史。

角度二

著眼校史中的紅色故事，傳承紅色基因，培育時代新人。

具體要求：

1.文通句順，3000字內，特別內容可在4500字內；

2.配圖請提供原圖，每張圖片加文字說明。

3.郵件標題請注明“校史印記征文”，內文請附詳細聯系方式，以便采用后郵寄樣刊和稿酬。來稿請發至：290279868@qq.com

4.來稿選發在“陜派教育”今日頭條號，擇優刊登在陜西省教育廳主管的陜西教育（綜合）雜志上。

三、范文

1.海外赤子情系母校

2.新安旅行團——“民族解放的小號手”

3.劉海濱——從紅軍戰士到西工大第一任黨委書記

校史印記范文一：

2019年8月，咸陽市彬州中學校長收到了一封來自美國的信件。

信上字不多，是傳統的、民國時期的格式，豎行從右往左寫的，有不少繁體字。全文如下：“校長先生大鑒：縣名、校名皆已改，我是縣立太王初33的畢業生。曾于王校長手中領取了獎學金法幣叁拾元（相當于銀元），該款曾支持了我一學期的生活費用。茲以無名氏名義捐贈美元貳仟元，作為設立王踐瑄優寒獎助學金。敬請盡速辦理為盼。敬祝近安！捐助人：無名氏 西元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信中的支票上赫然寫著：“TWO THOUSAND ONLY”“獎助學金”。這封信是學校1944年畢業生Tusheng Wang寫的，現已九十多歲了。他時常關心著家鄉的變化，牽掛著母校，連彬縣撤縣設市、學校更名的事情都知道。

我們可以想象一位耄耋老人，顫顫巍巍提筆寫下這紙短情長的信時，內心對故鄉和對母校是多么的想念，他提筆簽下支票時一定是滿含熱淚。

由于學校的更名、對公賬戶名的改變以及沒有中國賬戶等原因，這筆捐款無法到賬。

學校立刻回信，按照信中的郵箱發送了E-mail，然而電子郵件因為郵箱地址有誤一直沒能被成功接收。信中“敬請盡速辦理為盼”的重托讓彬州中學的領導班子甚是著急，一位異國他鄉的游子盼望回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何況他已年過九旬，他的心愿未了，如何無憂。

校長想到了學校2004年畢業的學生楊棟。楊棟在美國馬里蘭州多年，他根據老先生發出郵箱的地址，發現老先生年高手抖，其中的一個字母沒有寫對。已經回國的楊棟通過同學聯系到了同在馬里蘭州的王老先生，并將彬州中學的感謝信轉送到了王老先生。有了準確的郵件地址，此后老先生多次通過E-mail和校長交流學校的發展變化。

說起當年王踐瑄校長給自己的獎學金，王老先生激動不已，他說如果沒有那一筆獎學金，他很可能就輟學了。有了學校的獎學金不僅解決了因貧無法繼續求學的問題，更加激發了他刻苦學習的信心。多年的世事變更，老先生移居美國，但是回饋母校、感恩母校的心事，他永遠沒有放下。曾在上世紀幾次寄信給母校要么沒有成行，要么就被退信。年過九十，給母校寄獎學金的心事就更加強烈。當他從其他渠道了解到彬縣的經濟發展和撤縣建市之后，更是激動，于是又寄出了早就應該寄出的信。老先生說讓他更加激動的是，當楊棟聯系到他時，他知道這一次他感恩母校的心愿終于能實現了，他在異國他鄉也就安心了。

當然更讓老先生高興的是，學校經過多方努力，終于將老先生的捐款取出，圓了海外赤子的心愿。溝通的橋梁架起來后，王老先生又向自己就讀過的龍高土陵小學和龍高中學捐助獎學金各1000美元。

貧困學生，通過學校的資助中心發放國家助學金來資助。王老先生的捐款主要用于獎勵優秀學生。在他的義舉推動下，學校完善了學生獎學金制度，提高了獎學金金額，加大了對學生的獎勵力度。2020年，獎勵了30余名高一的優秀學生，每人每學期獎勵500元；對10名優秀畢業生每人獎勵了2000元。

學校對王老先生情系母校、出資設立優寒獎學金的事跡進行了宣傳，不少校友紛紛資助，學校也不斷補充“王踐瑄獎助學基金”，將繼續加大獎勵學生的力度。

我們將王老先生的事跡寫進了《我們的彬中》一書，存于校史館。我們將永遠記住老先生的名字——Tusheng Wang。

作者：咸陽市彬州中學 連鵬

校史印記范文二：

新安旅行團和新安小學有著怎樣的關系？它們背后又有著怎樣的故事？

新安小學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1929年創辦。1935年10月10日，該校14名學生組成新安旅行團，以文藝為武器，宣傳抗日救亡。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關懷指導下，新安旅行團積極宣傳黨的主張，歷時17年，行程5萬余里，足跡遍及全國22個省份。

在淮安河下蓮花街的蕭湖通濟橋畔，有一座已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名人墓葬，這里長眠著將一生獻給人民教育事業的新安小學老校長汪達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三省被侵華日軍占領。中國率先高舉武裝抗日的旗幟，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各地迅速興起。在江蘇淮安，新安小學校長汪達之深深認同的抗日主張，喚醒民眾、挽救民族危亡的責任感澎湃著這位29歲年輕校長的心靈。他認為，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中國兒童，都有責任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汪達之1902年出生于安徽黟縣，是陶行知先生的學生和堅定追隨者。1923年，汪達之讀到陶行知的《南京安徽公學辦學旨趣》，深深贊同其中師生應“共學、共事、共修養、共生活、共甘苦”的主張，對陶行知提出的“征集一百萬位同志，創辦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的宏愿更是向往。1928年秋，汪達之進入陶行知創辦的曉莊師范，成為該校第四期學生，系統學習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

1929年，陶行知在淮安北門外河下鎮創辦新安小學，親自兼任第一任校長。1930年，受陶行知委托，從曉莊師范畢業的汪達之來到淮安，出任新安小學第二任校長。

“組織新安旅行團，正是汪達之校長的主張。”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館長顧學讓說，“九一八”事變后，日寇加快了侵華的步伐，怎樣喚起民眾，團結更廣大的力量一致抗日？汪達之決定，帶領孩子們組織旅行團，在修學旅行中宣傳抗日主張，以社會為大課堂，踐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教育思想，發動廣大民眾、投身抗戰洪流。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團第一批團員14人，冒著蒙蒙細雨，從淮安西門外古運河碼頭，登上南下的小輪船，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團員年紀最大的19歲，最小的年僅12歲，他們身著白襯衫和藍色工裝褲，腳踏草鞋，各自攜帶一把雨傘和一只行李袋就出發了。” 顧學讓介紹說。

第一批“新旅”團員、也是唯一健在的團員、99歲的曹維東老人曾回憶：“（當時）穿了一套工作服，帶了一個袋子，這就是我們所有的東西了，隊伍從河下鎮出發了。出發的時候，河下鎮的一些父老鄉親、一些學生家長送我們。他們有人依依不舍掉了眼淚，但是我們都雄赳赳氣昂昂地走了。”

陶行知先生對新安旅行團給予了全力支持，他不但將母親的500元人壽保險金全部贈送給“新旅”，還幫“新旅”從上海購買了一架德發牌電影放映機，一臺小型柴油發電機、電唱機和幻燈機，并為孩子們準備《一·二八淞滬抗戰紀實》《民族痛史》《抗戰》等幾部抗日影片和數十張抗日救亡歌曲唱片。

在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內，記者看到了當年陶行知提供給孩子們的電影放映機。顧學讓講述了放映機的故事：在當時的農村，“新旅”每到一處，都會放映影片，宣傳抗戰主張。四里八鄉的民眾們老遠趕過來觀看。為維持開銷，“新旅”最初曾規定每位觀眾看電影付3個銅板。不久，汪達之看到很多人沒有錢，只能遠遠觀望，他決定，不管大人小孩，只要喊一句抗日口號，如“打倒日本”“中華民族萬歲”等，就能免費進場看電影。用放映電影的形式宣傳抗戰，“新旅”在中國抗戰史以及中國電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1936年5月，新安旅行團抵達上海。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當年的一批著名進步學者和藝術家前來給孩子們授課。比如，洪深、張庚講戲劇與導演，艾思奇講哲學，孫冶方、駱耕漠講政治經濟學。曹維東回憶，團員們還參加了著名導演蔡楚生的兒童抗日電影《小五義》的拍攝，他在劇中擔任第二主演。在上海，“新旅”深入工廠、學校、碼頭，走上街頭，組織抗日救亡歌詠運動，并擔任魯迅先生出殯時挽歌隊。

抗戰全面爆發后，在炮火紛飛的前線戰場，在支援前線的大后方，在堅持抗戰的敵后根據地，都活躍著“新旅”孩子們的身影。

史料和“新旅”團員們的回憶，還原了這群淮安孩子的“烽火歷程”——在西安，八路軍駐陜辦事處黨代表林伯渠同志指示“新旅”在統治的廣大地區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學會在統一戰線形勢下進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在蘭州，團員徐志貫、張牧等加入中國，“新旅”在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的批準下建立黨支部；在武漢，團員們冒著炮火，救助傷員，激勵軍民同仇敵愾，打擊侵略者。陶行知寫詩贊譽他們“人從武漢散，他在武漢干。一群小好漢，保衛大武漢”。1938年7月，周恩來同志在武漢接見了汪達之和徐志貫，對來自家鄉的孩子們給予鼓勵；在桂林，“新旅”團員以天然溶洞為課堂，教孩子們讀書寫字，宣傳抗日主張。至今七星巖的崖壁上還留著他們的標語“敵人在轟炸，我們在上課”。途經桂林的周恩來同志，再次看望了“新旅”團員，鼓勵他們壯大隊伍。

1941年“皖南事變” 爆發后，新安旅行團輾轉經香港、上海抵達蘇北鹽城。劉少奇、陳毅接見了全體團員，賦予他們“組織十萬兒童”的重任。“新旅”不負眾望，組織起18萬名兒童團員，勞軍支前、站崗放哨，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抗戰勝利后，新安旅行團給毛主席寫信，匯報工作和學習情況，表達在黨的領導下堅持革命斗爭的決心和信心。1946年5月20日，毛主席親筆給“新旅”復信：“新安旅行團全體同志：來信收到，極為感謝！祝你們努力工作，繼續前進，爭取民主中國的勝利。”如今，這封珍貴回信的復制件就保存在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

十七載革命歲月，五萬里救亡征途。從1935年到1952年，誕生在抗戰烽火中的新安旅行團，在17年時間里，行程5萬余里，吸收團員600多人。顧學讓說，“新旅”通過放映抗戰電影、排演街頭歌舞劇、教唱救亡歌曲、寫標語、繪壁畫、編輯出版刊物、組織發展兒童團等多種多樣的宣傳形式，開展抗日救亡，為號召廣大軍民共赴國難，取得抗戰最后勝利立下功勛，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貢獻。著名作家冰心稱贊他們是“民族解放的小號手”。

今天的新安小學校園內，靜靜矗立著周總理與“新旅”“小好漢”們的雕像。“小好漢”的耳畔沒了轟鳴炮火，取而代之的是朗朗讀書聲。在新安旅行團歷史紀念館，180多件與新安旅行團相關的實物，還原了“新旅”的歷史歷程。“新時代，孩子們用各種方式傳承‘新旅’精神。”顧學讓介紹，新安小學厚植紅色基因，著力構建“敢為小先生、能做小主人、爭當小好漢”的“三小”育人體系。學生們牢記周總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教誨，常常在課余擔任紀念館的講解員，向參觀者回顧先輩的光榮歷史，在聲情并茂的講述中賡續紅色血脈。

來源：新華日報

校史印記范文三：

在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他英勇頑強、九死一生，歷經五次反“圍剿”戰斗、二萬五千里長征……

在熱火朝天的建設年代，他放下戰功榮耀，投身黨和國家的教育事業，堅守為黨育人、為國育才……

他對黨無限忠誠、對革命不怕犧牲、對工作忘我奉獻，用一生踐行人的初心與使命……

他，就是西北工業大學第一任黨委書記，劉海濱。

劉海濱，1908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縣。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危急時刻，19歲的劉海濱毅然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兩年后加入中國工農紅軍并入黨。

1930年至1934年，劉海濱在江西中央蘇區參加了五次反“圍剿”戰斗，因作戰英勇，很快便從一名普通戰士成長為團政委，長征開始時，他已經是紅一軍團的師級干部。1934年10月，他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1935年到達陜北。1936年，他在甘肅曲子城戰斗中負傷截肢，之后調到地方工作。此后，歷任陜甘寧邊區保安處副處長、延安衛戍區副司令員、西北野戰軍后勤兵站部部長、西北軍區后勤部政委等。

新中國成立后，劉海濱任西北軍政委員會財委副主任并兼任第二機械工業部西北辦事處主任，負責籌建蘇聯幫助建設的西北地區14項國防工業重點工程。1955年后，周恩來總理要抽調一批公安干部到大學擔任黨委書記，1956年2月劉海濱被調任到西北工學院，任院長兼黨委書記。

劉海濱一生戰功赫赫，他卻很少談及自己的功績，他說，“我是幸運的。我們那個村子和我前后參加紅軍的十幾個人，現在活著的包括我只剩下兩個人了，那一個還是很早離開部隊回家當了農民。”

劉海濱戰斗負傷失去右腿時僅僅28歲，又因戰時條件受限，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歷了三次截肢，此后一生中創面經常腫脹發炎、行動極為不便，但當他晚年回憶起那段經歷時，讓他津津樂道的卻是，“那一仗我們勝利了！‘野騾子’（敵師長綽號）被俘，他和我住在同一個醫院，還特地來看我，表示對紅軍的佩服。”

言談輕描淡寫，內涵重如千鈞！

這就是老一輩革命家和老一代人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堅強的革命意志！

這就是支撐著我們黨一次次絕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勝利、創造奇跡的力量！

1957年10月，國務院決定將西北工學院與西安航空學院合并成立西北工業大學，劉海濱擔任西北工業大學首任黨委書記等職務，直至1983年。1983年5月劉海濱任陜西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成員。他還是“八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他從不計較個人待遇，不向組織提出個人的特殊要求，從不愿意有一點點特殊化，不利用職權為親屬子女謀取任何利益。

從1957年9月底，他入住西工大北村3號樓的一個單元房里，直到1994年12月去世，全家人（他和夫人以及三個子女）在這套四室無廳、建筑面積90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近40年。晚年他被陜西省委尊為“五老”之一，省上重要的大會，他都被邀請到主席臺前就座；省委請他搬到西安雁塔路8號院的省領導大院住，他婉言謝絕。后來，省委通知學校單獨給他蓋一幢房子，他堅決不準。他說，“學校現在缺錢也缺地皮，大家住房都很困難，我一個人住那兒像什么樣子。這件事到此為止，以后不要再提！”此后多年，因家里沒有條件，他都由兒子陪同在學校公共大澡堂里洗澡。

據老同志回憶，一次，劉海濱的大兒媳李恒陪同幾位部隊離休老同志看望他，他在學校賓館招待客人吃飯后，第二天架著雙拐親自到賓館，說服后勤領導，堅持按標準付了款。

還有一次，他去醫院看病，當時看病的人很多，他架著雙拐排在隊伍后面，值班醫生幾次招呼他上前先看，他堅持讓前面的師生們先看病，排在前面的師生則讓他先看。相持中，見醫生為難，他干脆架著雙拐離開了。

1990年高校黨員重新登記，劉海濱已83歲高齡且患有眼疾，仍堅持參加黨支部組織的學習，異常艱難地親筆寫了六千多字的個人總結，回顧了他63年的革命歷程，并動情地講了3個小時，使與會的黨員干部深受教育。

“如何加強黨的建設？”劉海濱一生都在關注這個問題。早在1960年2月中國西北工業大學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劉海濱便明確指出，“加強黨的領導，是一切工作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必須把黨的領導深入到各項實際工作，特別是教學、科研、建設等工作中去，在一切工作中堅持政治掛帥，把紅旗插遍全校各個角落，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各方面工作中都得到切實貫徹。”

“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他也給出了明確回答。

“我校8年建設的總方針和總任務應該是：多快好省地為國家培養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的、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的、敢想敢說敢干的共產主義風格的、無限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又紅又專的國防工業建設人才。”

1994年12月9日，劉海濱在西工大逝世，走完了他艱苦奮斗、廉潔自律的一生。

2008年，正值校慶70周年，學校在誠字樓前樹立起劉海濱銅像，此后適逢清明節，都有師生校友在銅像前自發悼念，講述紅色故事，傳承紅色基因，讓紅色脈絡扎根延展，信仰之火生生不息……

來源：西北工業大學校史研究中心

整理：黃迪民 付怡 員智凱

編輯：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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